汪精衛終於尋找到出逃的佳期，18日，蔣介石召集中央委員訓話，汪可以不參加。便決定趁機令其內侄陳國琦，托交通部次長彭學沛弄到了飛昆明機票，汪碰巧與空軍司令周至柔同機到達昆明。
汪精衛在昆明謝絕當地官員的謁見，直達龍雲住所，與龍雲在樓上密室長談至深夜，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龍雲，得到龍雲的讚許，汪此時才如釋重負。
12月19日，在昆明任航空學校教官的汪的另一內侄陳國張，向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樅商洽包了一架飛機。汪精衛一夥下午從昆明起飛，於傍晚到達河內。汪在離開昆明前還電告蔣介石，說去昆明“飛得過高，身體不適且脈膊時有間歇現象，決多留一日，再行飛渝。”
而此時的蔣介石還蒙在鼓裏。
按照汪精衛集團的計劃，他們對雲南的龍雲、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廣西、四川等地實力派進行千方百計的拉攏，以挖蔣介石的牆腳，當然其實質是破壞抗戰。在唐生智等人工作下，龍雲未能使汪的希望成為現實，張發奎等在蔣的嚴密監視下，仍留在抗戰營壘中。
汪精衛從重慶出走後，在全國上下引起了軒然大波，盛怒之下的國民黨最高當局，開除了汪精衛等人的國民黨黨籍。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衛逃離重慶成功後，立即於12月22日晚，發表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在“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晃子下，提出中國放棄抗日，與“滿洲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締結“防共協定”；中日經濟提攜。這項聲明，對日軍駐兵有一定的期限及期滿後撤退，並且規定在和平條件實現之後，日本軍隊在協議以外地區，“立即開始撤退”等文字全部刪除了。就連參加了重光堂會議的日方影佐禎昭都感到“苦惱”。
這時已經覺察到日本變了卦的汪精衛，此時叛國決心已定，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了。近衛聲明一發表，他立即發電響應。1938年12月27日，汪精衛親信陳公博、陶希聖，帶著他給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親筆信，以及響應近衛聲明的電稿（即豔電）赴香港。
29日，在林柏生控製的《華南早報》上，發表了汪精衛的《豔電》。《豔電》是汪精衛集團向日本侵略者公開乞降，充滿媚骨奴顏的臭名昭著的宣言書。他公開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以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為根據，公然吹捧日本侵略者“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而要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機。”
《豔電》一炮出籠，廣大人民怒火中燒，一股反汪討逆的巨大浪潮很快席卷全國。海外華僑堅決要求國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緝其案，以正國法，而定人心。”曾被汪精衛寄予厚望的南方等地軍閥，也通電“擁護既定國策，抗戰到底。”
蔣介石在汪精衛賣國投敵的臭名大白於天下之際，全國人民群起而攻之之時，蔣覺得事情遠比自己希望的嚴重極了。遂於1939年的元旦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置汪精衛。最後以“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違反紀律，危害黨國”為由，決定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
蔣介石見軟的不行，就下決心用硬的一手。汪精衛已釀成大害，不除則後患無窮。蔣為了根除後患，動用了藍衣社特務組織，派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幹將陳恭澍入河內執行刺殺汪的計劃。陳恭澍率王魯翹、方炳西等人，入河內對汪的行蹤與活動進行嚴密監視。戴笠本人也曾親自到河內高朗街察看地形，部署刺殺事項。此時汪精衛夫婦住在高朗街27號。軍統特務們不僅摸清了27號周圍的環境及住宅內情況，也掌握了汪精衛等人的生活起居規律。
3月20日午夜，陳恭澍率王魯翹、唐英傑、張逢義、陳步雲等7人，直往高朗街27號。次日淩晨2時半左右，陳恭澍以金錢支走了兩名越南籍的便衣警察，暗殺活動便得以順利進行。6名刺客用斧頭砍斷了竹籬笆，爬進花園，用人梯攀上窗門，再以釣索爬上三層，進入走廊。王魯翹到一樓和二樓時將攔阻的汪宅人員擊傷，迫使其縮進室內。王即直奔三樓汪精衛的臥房。
其實這房裏住的已不是汪精衛。20日晚，汪的秘書曾仲鳴的妻子由香港入河內，汪讓出自己的大房間，以示對曾夫婦的關懷，而汪則搬到另一間房內住。由於房門鎖住，王魯翹等用斧頭拚力在門上砍出一尺見方的窟窿，隻見床下趴著一個人，王料定是汪精衛無疑，槍口集中向該人射擊。刺客們以為大功告成，立即撤離。
曾仲鳴胸部被擊中3槍，傷重斃命，成為汪精衛的替死鬼。由於此前汪的銀行存款以曾仲鳴名義存入，這個漢奸臨死前仍強撐身體，在支票上簽字，使汪精衛的全部存款沒有化為烏有。
3月21日河內刺殺案後，汪精衛已成驚弓之鳥。
日本政府接獲駐河內領事報告之後，即於3月22日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遣影佐禎昭赴河內，將汪精衛護送到安全地區。影佐通過當地領事館和台灣拓殖公司，保護汪於1939年4月25日乘小船逃出河內，於5月6日到達上海。
於政治引賣國漢奸的同時，日軍開始籌備局部進攻，以求達到震懾國軍的目的。那麼，日軍的這一目標能夠實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