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是個孤老頭子，而且誰都看得見，還是個殘廢人，拖著一隻蹺腳。這裏的人大多喊我叫蹺腳佬，年歲大的則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裏的，我自己也鬧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陝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說，我不知曉，也沒人知曉。我隻記得我們家原來是在黃河岸邊上的，是一間用黃泥巴和石頭子堆起來的小屋，離渡船口很近。小時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過，但沒淹死，反而學會了遊水。那時候，我大概隻有四五歲。
1941年，也就是我13歲那年，洪水把我們家和整個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誰也不知曉，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們家9口人，活下來的隻有我和二哥，還虧得河灘上的那棵老水溝樹。我們在幾丈高的樹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樹葉和所有掛在樹枝上的死肉爛菜都吃盡了，洪水還沒在老樹的腰肚上。後來上遊漂下來一張八仙桌，四腳朝天地顛著，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從樹上跳下來，抱住桌子腿逃命。因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餓死。我們在水裏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後又走了十來天，才看不見洪水和死人。從那以後，我和二哥像兩條野狗一樣亂竄著，竄到這裏時，已是第二年的陽春時節，大明溪兩邊到處都堆著剛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紮成竹排，漂去下遊換大米。那時候，這溪水可不像現在這樣，溪流急得連秤砣都衝得走，幾十株毛竹，綁紮好了，往水裏一丟，飛得比天上的鳥還快。所以，沒個好水性，誰也不敢去碰這活，沒準兩個浪頭就把你性命甩脫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幫人家幹這活，沒工錢，但有飯吃。
就這樣，我們在這塊地方留了下來。
第二年的麥黃時節，一隊日本鬼子到村子裏來掃蕩，走的時候，我二哥挑著一擔子東西，走在隊伍的前頭。我哇哇大哭，衝上去，抱住二哥不讓走。鬼子上來用槍托戳我，想把我打脫手，可我跟團爛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麼也打不脫手。後來我聽到殺人的一聲槍響，然後就什麼都沒了，聲音沒了，知覺也沒了。等我醒來時，看見一隻狗正悶著頭在我腿腳上叭嗒叭嗒地吃著什麼，我想趕它走，卻感到小腿骨鑽心的痛。我起來看，半個腿肚子沒了，地上的血跟殺了隻牛似的。不過，幸虧是狗幫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這跟死又有啥兩樣？二哥走了，誰來管我？一個無家無靠的北方佬。我等著痛死，或餓死。過了兩個晚上，學堂裏的蔣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並找來一些蜘蛛幫我吸幹了毒汁，療了傷。後來我才知曉，蔣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屍首都沒找回來。我不知這跟蔣先生救我有沒有關係，反正是蔣先生救了我，後來又留下我在他開的豆腐坊裏做活，給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沒丟掉。解放後，人民政府鎮壓了蔣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給了村裏其他人，分給我的是這爿小店。幾十年來，我一直守著這爿小店生活，掙飯錢，從飯錢裏扣一絲養老錢，就這樣一歲歲老了。
我一直是一個人過。因為蹺個腳，幹不了農活，沒人願意嫁給我。有段時間，對岸阿根的寡婦對我好像有點意思，我去給她送過幾根蠟燭，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說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斷我另一條腿。我想沒女人我照樣可以活，沒這條腿可怎麼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個月去鎮上進點貨，我哪兒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廝守在這裏，像是在等二哥回來似的。二哥是這世上我惟一的親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來，有時還跟他說話。說實話，過去了那麼多年，我把家鄉話都快丟盡了。可是，我連我們家鄉在哪裏都不知曉，會說那話又有什麼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節前後吧，一天晚上，天已經墨墨黑了，我關了門，正準備抽鍋煙就睡覺，聽到門外響起吃力的腳步聲，接著是敲門的聲音。我想一定是來買東西的，就把煙鍋一丟，去開門。門是那種老掉牙的門，門栓很難下的，我一邊撥弄著，一邊對外麵喊道：
“要什麼啊？”
外麵沒人答話。
我糊塗自己剛才是不是聽錯了，就又問：“有人嗎？”門又輕輕地響了兩聲。
我再問：“是誰啊？”
外麵說：“大伯，開開門。”
是個女人的聲音，幽幽地。
我把門剛撥弄開，女人就急煞地擠進來，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門看，左看，右看，外麵什麼動靜沒有。再回頭看她，已坐在櫃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頭都靠著牆，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樣子。
村子裏的人沒有我不認得的，但這人我怎麼也認不得，四十來歲的年紀，穿著格子樣的衣裳，胸前戴著一枚有銅板大的毛主席像章，頭發剪得短短的。應該說，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隻是臉上灰的，眼睛裏一點神光也沒有，像在生病。聽口音，她不是村裏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進櫃台，又問她：“你想買什麼，蠟燭還是洋火？”
一般這時候要買的總是這些東西。
她眼巴巴地望著我，猶豫了一會，說：“我想要點吃的。”
“吃的？”我看看貨架子，“我這裏有花生米，蕃芋幹，還有點桃酥，你要什麼？”
“什麼都可以，”她說，“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抓了兩把蕃芋幹丟在秤盤上，準備稱個斤兩，她卻喊我不要稱，說她沒錢。
我看著她：“你沒錢怎麼來買東西？”
她看著我：“我不要東西，隻要點吃的就行了。”
難道吃的就不是東西啦？我覺得這人有點不對頭，問她是誰，她說是過路的。剛才我一直以為她是村子裏誰家的親戚，既然不是這樣的，隻是個過路人，我想誰認識誰呢，憑什麼我給你吃的？我丟下秤，對她說：
“我這裏沒吃的。”
她指著秤盤裏的蕃芋幹說：“這個也可以的。”
我說：“我這是要賣錢的。”
她說：“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心裏想，她這不是在跟我“叫花”嗎？可我不打算行這個好。不是說我稀罕這點蕃芋幹，也不是說我這人有多自私，沒有同情心。如果說人都是沒有同情心的，像我這樣的人恐怕早已經餓死病死了。我是說，我本來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著的，起碼的同情心是有的，隻是對她，這個像鬼一樣在黑夜裏冒出來的人，我缺乏應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確實奇怪，我開這爿小店已經二十幾年，還從沒遇到過一個外鄉人半夜三更來敲我門的，還是個女的。她這樣地出現，又這樣可憐兮兮的，我總覺得不正常，像個陰謀。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齋裏的故事。再看她樣子，穿得體體麵麵的，還挎著時髦的軍用挎包，哪像個叫花的人？我這樣想著，心腸變得很硬，幾乎抹掉了臉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氣，對她說：
“大妹子，你找錯人了。”
說著，我從櫃台裏走出來，故意把蹺腳走給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個要靠人可憐活著的人，哪能可憐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裏誰都比我強，你去找他們吧。”
她說：“我找過了，是他們叫我來找你的。”
我問：“誰？他們是誰？”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說：“他們都幫不了你，我就更幫不了你啦，你走吧，我這裏的東西都要賣錢的。”
她不走。
屋裏靜悄悄的，外麵也靜悄悄的。
往常，這個時候，我經常可以聽到孩子鬧睡覺的哭聲，有時還有零星的狗叫聲，或者來來去去的腳步聲，或者罵爹日娘的吵架聲，或者樹上的高音喇叭聲，等等。但這天晚上，什麼聲音都沒有，好像村子裏誰都知曉有個神秘的外鄉人在我這裏，都在屏聲靜氣地偷聽我們之間的談話。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談什麼，隻想她盡快走。我走到門口，有意做出要關門的樣子，催她走：
“時候不早了，我要睡覺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沒地方去。”她頭也不抬地說。
我生氣地說：“可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v她這才抬起頭，又喊我一聲大伯，說：“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個落難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頭了，會報答你的。”
我問她落了什麼難，她說：“這說來話長，你先給我點東西吃吃再說行嗎？”
說著，目光像著魔似的，從我的目光裏，不由自主地轉移到秤盤裏的蕃芋幹上。
看來，她真是饑慌了，饑到骨子裏去了。我也是饑餓過的人，我知曉，人真正餓急時，眼睛是不聽話的，隻會跟著食物和食物的香氣轉，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饑似的。其實，看了以後，隻會覺得更加饑餓。對自己饑餓的記憶，喚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過去，抓起秤杆，把秤盤裏的蕃芋幹，都倒在了她身邊的板凳上。但是，我說的話並不好聽：
“你吃吧。這是我的口糧，我要靠它們賣錢換飯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們，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頓餓。”
其實哪至於呢。我也不知曉，都決定給她吃了，為什麼還要說這難聽的話。也許是我覺得對一個過路人行好，是沒意思的，傻的。我們鄉下人就這樣，認識的人才叫人，不認識的就不是人，感覺氣派一點的當龍看，什麼事都客氣幾分，否則就當蟲看，該欺不該欺的都要欺。總之，我們鄉下人是不大會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個外人的。老實說，我當時是有點把她當蟲看了，所以，都決定給她吃了，還要說這麼難聽的話。
但後來，我逐漸又看出來，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落難的龍。比如，她的吃相，雖然饑餓得不行，但吃相一點不難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裏塞，囫圇著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撚在手上，從容不迫地往嘴裏送，到了嘴裏又細嚼慢咽的，不時還擰開水壺，喝口水。水壺是部隊上的水壺，她的挎包也是部隊上的，好像腳上的膠鞋也是部隊上的。從這些東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隊上有什麼關係，要麼她自己是部隊上的，要麼她有什麼親人在部隊上。部隊上的人當然是龍，哪怕隻跟部隊上的人沾一點點親緣，少說也是條蛇，決不會是條蟲。我對門的阿木老師，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個遠房表哥在部隊上當連長，那年來村子裏走了一趟，阿木就從山上下來，去小學裏當了老師。聽說阿木當時隻會寫自己的名字，連“老師”兩個字都不會寫，隻會寫先生。阿木說先生就是老師的意思。可能吧。但一個把老師寫成先生的人，總是不大合適當老師的。當然，後來阿木不一樣了，有長進了，不但會寫老師，還會寫教師。教師兩個字是不容易寫的，村子裏的人，除了學校裏的老師，可能還沒有幾個人能寫。話說回來，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個在部隊上當連長的表哥，還不是嫡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