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其人與荊公新學
思想史
在宋代曆史上，王安石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他曾經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更使他在現代走紅。如果我們撇開對王安石的評價中裹挾的政治因素，就有可能發現，他的管理思想依然值得重新發掘。他所創立的荊公新學和主持的熙豐變法，在儒家管理思想的發展演變上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是管理思想史探究中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由於曾封荊國公，後人往往尊稱為王荊公。王安石的祖上數代為官，官雖不大，學問卻不淺。他的叔祖和父親都由進士起家，王安石兄弟七人，登進士第者四人，連他家的女子也個個文采出眾。同時代人魏泰在《臨漢隱居詩話》中稱：“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在這樣的家庭中，王安石自幼發奮讀書，號稱“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在北宋的儒生中是出類拔萃的。他所寫的《傷仲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後來的自我警誡。由於他文才出眾，很早就得到了範仲淹、歐陽修等文壇大腕的賞識和推薦。慶曆二年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在範仲淹等人推行新政之時，王安石在地方上得到了主政一方的磨煉，先後擔任過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職，尤其是在鄞縣治績斐然，“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朝野一片讚譽，奠定了他的事業基礎。
地方主政的經曆，使王安石萌生了主宰天下的大誌。他不願意按照宋代文人從政的常規做諫臣或者做循吏，所以當宰相文彥博向宋仁宗建議提拔王安石時，他拒絕了；當名諫歐陽修舉薦王安石為諫官時，他又拒絕了。直到嘉祐三年升任度支判官主管財政時，他覺得有必要向朝廷展示自己的才能，就在進京述職時奏上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主張徹底整頓朝政。後人一般認為，這份萬言書就是王安石的改革宣言。但是，宋仁宗以寬厚著稱，不是大刀闊斧改革的主兒，對這樣的進言不以為然。可能王安石也感到了仁宗對自己的不信任，所以他多次拒絕提拔。這種不斷拒絕，反而使他名氣越來越大，禮聘敕令一個接一個。朝廷聘他修起居注，他照舊推辭；送聘任敕文的小吏施以拜禮，王安石入偏房躲避；小吏把敕文放在書案上就走，他又追上去退還敕文；經過多此推辭，王安石終於接受了知製誥的任命，負責糾察京師刑獄。由於他對刑律條文的理解與開封府、大理寺和審刑院不一樣，又因他主張舍人院有權上奏任免官員的文字建議，以避免宰執推薦官員的權力獨大，與執政發生衝突。正好他的母親去世，王安石便以丁憂辭職。守製期滿後，朝廷屢召而不應，隻是與名士重臣詩文交往。有著極大影響力的韓絳、韓維兄弟以及呂公著等人，不斷在英宗朝的太子（即後來的宋神宗）麵前誇讚王安石。宋神宗即位後，王安石認為大顯身手的時候到了，於是重新出山。
宋神宗想幹一番大事業，對王安石寄予厚望，一召用就給予他“三級跳”的超遷禮遇，先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數月之間便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奏稱“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神宗大喜過望，認為王安石所奏“此皆朕所未嚐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長編紀事本末》卷59，下同）。神宗想以唐太宗作為楷模，王安石卻說：“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在如此豪邁的願景麵前，神宗擔心無人輔佐，說：“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王安石則對答道：如果皇帝想做堯舜，則肯定有皋陶、後稷之類輔佐；如果皇帝想做武丁，則肯定會有傅說。魏徵和諸葛亮屬於“有道者所羞”、不足以成大業的人物，何足道哉！神宗下定決心，要求王安石“悉意輔朕”，變法大業拉開序幕。
熙寧二年，宋神宗提拔王安石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一進入執政行列，就立即請求設立專門主持變法的製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共同主持，任命呂惠卿承辦具體事務，派遣數十名提舉官員分行諸路考察農田水利賦役事項，陸續推出青苗法、均輸法、農田水利約束等新法。熙寧三年，韓琦、司馬光對新法提出異議，王安石向神宗辭職，不允，韓琦反而被外放。那篇有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就是王安石在這次爭論中寫的。此後，王安石升任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執政變為宰相，更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法，除青苗法外，貢舉考試改革、法官選拔考試、免役法、常平倉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太學三舍法等新法得以全麵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