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與人性幽暗
公民講壇
作者：吳龍貴
日前，《南方都市報》記者臥底了一個高考替考組織，湖北個別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6月7日上午，包括“南都”記者在內的多名“槍手”正在江西南昌一些高考點參加考試。江西省教育廳、江西省教育考試院7日下午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高考“槍手”南昌替考的最新調查結果：南昌十中考的點涉事考生李某某承認替考行為。目前，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
每年高考季，總是有兩個話題無法回避，一是高考作文，二是高考舞弊。前者因為其娛樂性而引發全民大熱議，後者因為直接挑釁社會公平底線，讓人心緒難平。
時間回轉到一年前。2014年高考，河南杞縣等高考考點被曝有“槍手”參加替考。河南省招辦證實，該省查實違規違紀考生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替考者一百二十七人。從去年到今年，如果足夠細心，我們會發現有一些細節似曾相識。比如，替考“槍手”大多來自武漢各大高校，再比如兩起替考案之所以能浮出水麵，均是因為媒體曝光。
根據記者臥底所獲得的內部資料，一名“槍手”考上河南一本院校可獲得兩萬五千元、二本兩萬元，山東一本院校兩萬元、二本一萬兩千元。像武漢一些“985+211”高校，考上的話，最低層級的“槍手”也能拿到七八萬元到十幾萬元的報酬。該替考組織目前最佳戰績是北京一所理工類高校，賣了一個天文數字。“槍手”尚且如此，處於上遊的組織者獲利之豐，便不難推想。考慮到高考“一考定終生”的特殊性，替考實際上是一錘子買賣，一旦冒險成功便萬事大吉，收益遠大於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真正讓人感到詫異的不是替考本身，而是高考組織、監管之疏鬆和替考產業鏈之發達與高效所構成的強烈對比。組織如果足夠嚴密、監管如果足夠到位，那麼替考就沒有空間，反之，監管存在漏洞，則替考必然猖獗。從已知的信息來看，高考替考產業，從物色“槍手”到流程設置，從風險控製到實際運作，都已經十分專業。
而反觀監管，卻仍然處於非常原始的階段。2000年，廣東電白縣發生高考集體舞弊的重大案件後，一時震驚全國。以此案為節點，教育部門曾要求對高考的監管和防範體係進行全麵升級，目前，河南、四川、遼寧等地的部分考場已設有指紋檢測和虹膜檢測儀，但在很多地方，監考人員仍然靠肉眼來識別考生身份證和準考證。差錢還是工作疏忽？有一點可以肯定，每年的高考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考前夕，教育部門也會下發各種文件，專項打擊“替考舞弊”行為，隻是，相關工作有多少針對性，效果又體現在哪兒？
高考替考案的頻發，意味著教育公信力與社會公平的淪陷，其指向的不僅僅是替考組織者，而是更大範圍內的集體失序。替考之所以能瞞天過海，一個最關鍵的步驟，就是“槍手”的虛假信息如何能夠擊穿層層審核，順利進入官方係統。如果沒有公職人員的失職、瀆職甚至權錢交易，這一切如何能成為現實？而來自各大高校的“槍手”，相信都曾是父母和學校的驕傲，也應該具備起碼的辨識能力，但他們或為金錢，或為“追求刺激”，置法律與道德於不顧，其底線的喪失與遊戲人生的態度，豈不更加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