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茅盾。曾任文化部長並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開始他也寫小說，寫電影劇本，但都沒有成功，但渴望寫作。1957年1月，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請求給予一段時間的創作假，他說：“五年來，我不曾寫作，這是由於自己文思遲鈍，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動，但一小部分也由於事雜，不善於擠時間，並且以‘事雜’來自我解嘲……每當開會，我這個自己沒藝術實踐的人，卻又不得不鼓勵人家去實踐，精神實在既慚愧且又痛苦……年來工作餘暇，也常常以此為念。”他提出，要將自己的寫作構想先整理寫成大綱，“拿出來請領導上審查。如果可用，好時再請給假，以便專心寫作。”(《茅盾書信集》第401～402頁)這裏，請讀者特別注意他信中的最後幾句話。
關於巴金。巴金和老舍的情況較好些。老舍在新中國不再寫小說了，但其劇本《茶館》、《龍須溝》等則影響頗大，所以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巴金則除了寫些關於朝鮮戰地的通訊、短篇小說及其他應景文章以外，幾乎不曾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自己的理解去寫作。他曾醞釀多年的《激流三部曲》的續篇《群》始終限於領導所規定的框框，怕犯錯誤而無法下筆。在目前出版的《巴金全集》中，其在1949年前所寫的著作超過十五卷，而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中，合起來尚不到五卷。
關於曹禺。戲劇大師曹禺一生出版了九部戲劇作品。解放前六部，以《雷雨》、《日出》、《原野》為代表。這是中國話劇史上的三部經典作品，至今好像無人能逾越這一高峰。解放後出三部：《明朗的天》、《膽劍篇》、《王昭君》，多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響不大。《王昭君》一劇寫得很有功力，台詞很美，但因政治性太強，演出一場之後再未重演。才氣橫溢的曹禺，竟成了一位“好好先生”，不敢逾“規”一步。畫家黃永玉不客氣地寫信給他說：“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成一條小溪流。你泥溷於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1994年6月，吳祖光曾寫了一篇文章《掌握自己的命運——與曹禺病榻談心》。那時曹禺患病住院，吳去看他，曹禺渾身不自在地談起自己一生寫作上的失落。吳祖光脫口說了一句深藏在心中的話：“你太聽話了！”曹禺的反應異常強烈，也脫口說出了藏在心裏的話：“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麼，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摩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麼能聽領導的？”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了曹禺的遺著《沒有說完的話》，這本書選錄了曹禺的日記、書信和談話。其中有這樣的話：“一個作家到了老年，回顧一下，看看自己走過的道路狹窄，窄呀！道路狹窄，這是痛苦的，很痛苦。”“我自己正想寫點東西的時候，需要的資料沒有多少，就悔恨，就難過。”他的夫人在《後記》中寫道：“他真，但他膽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麼。曹禺是一個太複雜的人。”
吳祖光在《掌握自己的命運》一文的，最後寫道：“我認為，解放後，極其聰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覺到當今隻許‘輿論一律’的政治空氣，他大約不得不被迫收斂起他所有的才子鋒芒，小心翼翼地應付甚至迎合這個嚴峻、嚴酷的現實社會。這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啊！”
曹禺內心中是否真甘心做一個聽命的“好好先生”呢？當然不是。1998年曹禺寫了一首題為《如果》的詩。這首詩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