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戴著盔甲說話
我怎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著盔甲
火熱的人怎能與我接近？
我願死一萬次
再不願終身
這樣存有戒心
但是曹禺最後還是在擺脫不掉這種戒心的情況下痛苦地逝世了。
那麼，吳祖光本身又怎樣呢？吳祖光也可算得上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1953年2月25日，他在《人民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談他自己的寫作生活。他說：他在1949年前的十二年中寫過九個多幕劇，一個獨幕劇，創作或改編了六個電影劇本，十個散文集，都得到了發表、演出和出版。1949年後的三年，“我幾乎停止了創作，隻改編並導演了一個電影片《紅旗歌》，編寫了一個評劇本《牛郎織女》，再寫了一些短文。”他說：“在舊中國的黑暗年代，在創作生活裏我沒有感到過題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寫作某一個作品時便醞釀或完成了下一個作品的主題了……解放後，我的創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
還有大家知道的早已謝世的著名演劇家趙丹，他臨終前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樣寫文章，演員怎樣演戲”，“管得太具體，文藝沒有希望”。最後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是多麼沉痛的話！
就是一些做黨政領導工作但也動動筆杆的人，也不脫這種心態。韋君宜的《思痛錄》寫她的丈夫楊述說：楊述青年時代也是下筆千言，“但是，到後來他在黨內工作的時候越長，地位越高，寫東西便越謹慎，文字也越短，思想越來越放不開了”。怎麼會放不開呢？因為他習慣於“摸精神”，摸到“精神”以後就按所摸的來行文，不越雷池一步，文章“索然無味”。
這種現象，在各種政治運動中逐漸積累起來，到“文化大革命”時達到頂點。有人問，我們的社會為什麼隻是出軍事家、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和新時代的大師呢？我想，這個原因恐怕也要從上述社會狀況去找尋。在隻能按領導意圖去寫去想的條件下，除了滋生“遵命文學”和“風派”以外，如何出得了思想家和大師呢？
社會主義社會允許這種狀況存在嗎？本文一開頭提到恩格斯是斥責在自己隊伍中扼殺言論思想自由的做法的，馬克思又怎樣呢？請讀一讀馬克思寫的《評普魯東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有兩段精彩的文字：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隻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隻準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隻準披著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社會主義的精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們為什麼要讓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及其他作品隻能表現一種色彩、一種調子呢？至於假如有錯怎麼辦？我看可以通過民主討論，通過平等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這是條正常的途徑。
2000年2月舊作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務長，著名哲學家)
(責任編輯蕭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