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方主義情景的展現
電影《黃河絕戀》中所展現的長城、黃河、塔林、紅楓葉等景物和優美的民樂等，與其說是抗戰年代的典型情景，不如說是中華民族風土人情的典型符號更為貼切一些。而“歐文按土法吃活蠍子療傷”和“爺爺做糖葫蘆”的段落也展現了陝北的民俗。在色調的安排上，用黃、紅兩個色調貫穿全篇，符合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色彩。黃河、黃土地代表了黃土文明；紅楓葉、黑子身上的紅肚兜、安潔胸前用來掛手榴彈的紅布包則象征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影片裏安寨主的手下三炮所唱的陝北民歌《蘭花花》也同樣是一種東方主義的表現策略。且不說其剛柔相濟的唱腔和對唱的形式為西方觀眾所陌生，單從其大膽而又充滿民族特色的唱詞——如“黑了欄了蘭花花上炕頭”“明天回家看親親，再掀起妹妹的紅蓋頭”等，也可看到東方主義窺視欲望的投射。
盡管從表麵上看安潔是民族女英雄，但在很多片段裏，影片仍舊是把其作為一個被侮辱的中國婦女形象來表現的，並且在某種意義上指代了受到日本侵略者侵犯的中國。安潔是因為慘遭日本士兵輪奸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胸前時刻係著的炸藥包和她對歐文的解釋“在死亡和被俘虜做選擇時，我們女人隻能選擇死亡”，這都強調了直至今天仍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觀念和意識，即女人的貞操比他們的生命更重要。在歐文偷看安潔洗頭的段落，那個從安潔的腳踝搖到她大腿的上升鏡頭，代表男性（西方）完成了對女性（中國）的窺視。當然，作為國慶55周年的獻禮影片，《黃河絕戀》並非像一些評論家所批評的舊民俗電影那樣，是通過展現中國的邊緣化的處境給第一世界提供“他性”的消費。但從以上對中國古老風土人情的展示中，我們仍然可看到某種被中國人所內化的東方主義。
在文化差異的展示方麵，影片或多或少地解釋了中西文化的不同點。然而，從他們都以愛情作為黏合文化差異的“萬能膠”來看，影片對文化差異的揭示是表麵化的，區別隻在於表現差異的維度和目的不同。《黃河絕戀》對文化差異的表達集中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對立方麵。如在牢裏，歐文和黑子、安潔之間就“是生命更重要，還是軍人的尊嚴更重要”所展開的論爭，反映了以個體為本位的西方文化與以集體為本位的中國文化的衝突。從影片整體來看，導演更注重的是表現“歐文”這個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代表被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所征服，目的是用他的自由散漫、個人至上和對敵人的無知來映照出中國革命者的紀律嚴明、勇於犧牲以及對敵作戰中表現出的聰明才智。影片中，歐文對中國女性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認可是直線式上升的，文化間的差異和衝突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具體表現如上述三人間的論爭展開後不久，就因安潔被父親召去而嘎然中斷，之後這一矛盾線索在影片中再沒有出現。
在對人物性格的刻畫上，《黃河絕戀》的“對國家、人民的愛和對敵人的恨”把不同文化背景人物的性格特征收縮到一個核心點上，以此還原曆史上千千萬萬的革命英雄。在宏大的敘事框架裏，主人公的性格是平麵化的，影片對文化元素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與傑姆遜對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文本特征的區別相吻合。即在第三世界的本文中：“講述一個人和個人經驗的故事時最終包含了整個集體本身的經驗的艱難敘述。第三世界的本文總是以政治寓言或民族寓言的形式來表現……而在第一世界的文化中，個性與社會是分裂的”。
帶有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傾向的影視寓言都不能客觀地投射現當代中國的形象，而隻是反射了一種構造出來的虛幻影像。如果說東方主義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其強化了西方霸權話語所描述的有關中國的刻板印象的話，那麼對西方認同的單純想象也不利於中國對自身文化缺陷展開反省，以及正確認識到來自西方的挑戰。因此，《黃河絕戀》內蘊對於西方認同的想象和東方主義話語的問題是值得關注、思考，並引起我們警惕的。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
（責任編輯：高薪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