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人
我給你說，那個人就是我家鄉的。我跟他還住一個村莊。村裏八九十號人，擠在兩層院落裏。我住在東院，那個人住在西院。兩院之間，橫著一條終年不斷流的水溝，一片長勢不好的竹林，還有十來叢像被遺忘到歲月深處去的墳丘。那時候還是大集體，兩院人都聽隊長指揮。我們村的隊長像生下來就是隊長，到他死還是隊長；不過，他死的時候我已遠離了故鄉。隊長姓王，在家排行老大，村裏的晚輩，都叫他王大爹，久而久之，王大爹便代替了他的名字。他住在東院靠崖的一麵，虛樓上掛了口木梆，那口木梆跟他一樣，皮膚粗糙，身體彎曲。每天清早，他起了床，提著褲子跑向豬圈旁邊的茅坑，地動山搖地空了肚子，再回到虛樓上，操起藏在梆裏的兩根木槌，肚子一鼓一癟地深呼吸幾下，就開始敲，由緩而疾，直追人心。梆聲一響，全村人都走出自家屋子，聽王大爹安排活計。他的嗓子又尖又硬，能鑽石頭，但西院人要聽清他的話，還是得費一些工夫，特別是刮風下雨的日子。要是沒聽清，到時候去錯了地方，一般人是扣工分，而那個人的母親，後來也包括他本人，麻煩就大了，不僅扣工分，還有一連串的好戲等著讓我們看。
現在的人，都說他叫周世京，其實他根本不叫這名字。他連周也不姓！他姓蔣，單名一個貴字。
盡管他成了鋼琴大王、億萬富翁、遠近聞名的慈善家，我還是習慣叫他蔣貴。蔣貴沒有周世京聽起來氣派，這我承認，而且我跟你一樣，無法想象這兩個名字屬於同一個人；但沒有辦法，事實擺在那裏一今天的周世京，就是昔日的蔣貴！
1
蔣貴有一手絕活：他的耳朵能動。
他的耳朵就跟狗耳朵一樣。
不管在院壩裏還是山道上，隻要發現小孩，他都大聲招呼：注意了注意了！兩隻手鳧水一樣往自己懷裏刨。於是我們圍到他身邊。他蹲下去，蹲到我們足夠看清他耳朵的高度，就開始表演。那耳朵背後的青色血管，扯來扯去，像蠕動的菜青蟲，耳殼
也隨之一緊一收，有時還左右轉動，逗得我們把肚子笑痛。大人不高興我們這麼笑，說男笑為癡，女笑為寡；又指著那些正在換牙的孩子說，看嘛，他們的牙齒就是被笑掉的！
這樣的威脅沒有意義，隻要看見蔣貴動耳朵，我們照舊開心。
我們問蔣貴，你生下來的時候耳朵就會動嗎？
他說不，我這耳朵是練出來的。
你跟誰練的？
跟王大爹的梆子。
王大爹敲出的梆子聲既看不見，也摸不著，更不會說話，怎麼能教他練耳朵？
我們覺得蔣貴在騙人，他想跟王大爹學敲梆，就故意這麼說。
村裏人都知道，蔣貴想學敲梆都快想瘋了。
有一次他對王大爹說，王大爹，你收徒弟嗎？我想做你的徒弟。
王大爹說，好啊，可是你跟我學什麼呢，學我發號施令嗎？
不，我不學發號施令，我就想跟你一樣，把梆子敲得那麼好聽。
王大爹盯住蔣貴。那雙深色眼睛盯得蔣貴渾身灼熱。
跟我一樣？王大爹說，下輩子吧，下輩子估計能行。
這句話不代表拒絕，也不是嫌蔣貴笨，而是點明了蔣貴的身份。
蔣貴的身份在我們村獨一無二。
解放那年，他父親遭了槍決。他父親擁有40餘畝田產，在地廣人稀的山區，40餘畝也就是一眼能掃過的荒坡野地，夠不上吃槍子兒的資格，他終於把這資格攀上去，是因為當過白軍。上世紀30年代初，張國燾、徐向前領著一支紅軍從鄂西經陝南，轉戰到了我們那架山。山上駐紮著劉存厚的部隊。劉存厚是劉湘的同宗，當時有首民謠這樣唱他：“打倒軍閥，打倒軍閥！劉存厚，
劉存厚！是他媽個胖子，是他媽個胖子！當豬殺，當豬殺！”
張、徐二人就是帶紅軍來把劉存厚當豬那樣殺掉的。劉存厚兵員不足，到處拉夫，蔣貴的父親也被拉去了。都說他是膽小鬼，戰火一開，他就摟著槍哭，還尿了褲子。這種對膽小鬼千篇一律的
描述，我並不相信。我知道人是會紅眼睛的，一旦紅了眼睛，平時螞蟻都怕踩死的人，也敢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劉存厚的部隊實在經不住折騰，沒幾下就被壓到山腳，跑回了老巢綏定府。蔣貴的父親沒有跟去，偷偷溜回了家。紅軍馬不停蹄，追到綏定府外圍的鳳凰山，轟隆幾聲，劉存厚就帶著金銀和妻妾逃掉了，幾領大麻袋在城門口被擠破，銀元細軟撒得遍地都是。紅軍忙於西去，沒倒回來清算，蔣貴的父親也便繼續做他的農民。
但這筆賬是記在那裏的，記了將近20年。
蔣貴的母親生他那天，他父親並不在場，因為他父親那時候已被槍斃四個月了。那是午後時分，男男女女正在豌豆地裏鋤草，鏟働把地皮刮得噗噗響，蔣貴母親的身體也在噗噗地冒泡。她已出了羊水，眼看就不行了。塄坎邊傍山棱處有一個土洞，她就鑽進那洞裏。洞小身子大，她隻把下半身戳了進去，頭朝天仰著，雙手撐在地上，連哼也沒哼一聲，就把蔣貴生出來了。當時還有人笑，說地主的兒子就是賤——蔣貴的父親是白軍，母親是地主。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母親的娘家地處何方，隻聽說她娘家可了不得，田產占據半個鄉。這麼說來，那肯定是在更高的山上，否則她也不會嫁到我們村來。解放那年，她雖已當了兩年媳婦，可出嫁時已年滿18,地主的帽子追幾十裏山路，還是穩穩當當地戴到了她的頭上。除了她，我們村連一個真正的地主也不夠格。
蔣貴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他常常忘記自己的身份。那是一個快樂的家夥。快樂就像長在他的身體裏，且長在十分隱秘的角落，藥去不掉，刀也割不掉，哪怕他母親剛剛挨了批鬥，或者他本人才被王大爹訓斥過，轉過身來，他就朝我們伸舌頭扮鬼臉。他跟王大爹說話，也從不低聲下氣。
王大爹又問他，我的梆子有哪點好？
蔣貴說，你的梆子能把人敲哭。
但我聽人說，我敲梆的時候，你並沒有哭過，你都扯著嘴皮子笑。
這倒是真的。蔣貴總是笑。此刻站在王大爹麵前，他依然在
笑。
既然王大爹這樣說了，蔣貴覺得再笑就不合適，便把黑紅的舌頭伸出來，左右撩動。
臉皮上的笑水一樣流到舌尖上，被他舔進胃裏。
王大爹接著說，我敲梆是讓全隊社員聽的，你敲給誰聽？
敲給孩子們聽。
王大爹的胸腔裏彈出謔謔謔的聲音。由於身體徇僂，這聲音一響，整個上半身都在顫動。
你婆娘都還不知道在哪個丈母娘家養著，哪來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是村裏的孩子。
王大爹的臉色變了，眉宇間浮蕩起一種很奇怪的表情。你喜歡他們？
蔣貴說喜歡。
王大爹哼了一聲，搖搖頭，含混地說，你想討好他們，沒有用的。我告訴你，球用也沒有
然後他轉身走了。
蔣貴站在原地，站了很長時間……
王大爹既沒說教他，也沒說不教他。但暫時肯定不會教他。蔣貴並不著急，不能學的時候，他可以聽。山裏的風向說變就變，雨也是說來就來，遇上這樣的天氣，王大爹的梆聲很可能就是高翔天空的鷹，或者沉入水裏的魚，普通人的耳朵，捕捉不到鷹在天空滑翔和魚在水裏遊動的細響，而蔣貴不想漏掉王大爹的任何一聲梆子，因此他不能隻長普通人的耳朵。開始，王大爹敲梆的時候，他都從西院跑到東院來聽，但兩院之間那十來叢墳丘，構成一片死亡地帶，死亡是無聲的，墳裏的骨頭無聲，墳上的泥土無聲，生長在它們周圍的萬物，也沉寂得緊。這裏是聲音的禁區，蔣貴在此錯過了最華彩的部分，惋惜得一整天心裏都荒著。他不再往東院跑了，隻蹲到西院外沿的碌碡上，側向而聽。風往哪邊走，他的耳朵就往哪邊動。在日久天長的磨礪中，終於練就了絕活。
練成之後，他首先表演給母親看。母親捂住嘴，差點兒笑岔了氣。
母親都會笑，孩子們肯定會笑。
那天他急急慌慌地就要出門，把絕活表演給我們看，母親卻拉住了他。
母親說，兒哪，你這一輩子，怕隻有當狗的命了。人家說你賤，你真的賤到家了。
蔣貴說，這世上又不是隻有狗才會動耳朵。
是呀，母親說，狗會貓也會，豬會牛也會，反正都不是人。
母親像很傷感的樣子，蔣貴卻是樂嗬嗬的。他好像並不覺得當貓當狗有什麼不好。
這讓母親越發難過。她把膀大腰圓的兒子摟進懷裏，撫摸他跟他父親一樣狹長的臉。
在我的印象中，村裏的婦人，除了蔣貴的母親有一個完整的名字，別的都隻有姓，稱呼起來，後麵加上一個氏字，比如張氏、王氏、李氏。這種稱呼代表了一種傳之久遠的親切感。蔣貴的母親沒有資格獲得這份親切。他母親叫楊大珍。楊大珍有輕微的耳鳴，每次王大爹敲梆，她都支兒子出去聽。當然，蔣貴並不要她的支吩，早就蹲到碌碡上去候著了。聽隊長安排，他不像別人把梆聲忽略過去，隻注意後麵的話，他側著臉，把耳朵挺起來，最輕微的梆子聲也不讓逃走。
因為聽梆聲聽得太專注，實質性內容卻往往被他放過去了。
當他心滿意足地回屋，母親問他：今兒個去哪裏幹活？他這才著了忙，誆騙說，王大爹隻敲了梆，沒安排活。
母親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一他總是犯這種毛病，開口就罵：你這個不孝的畜生，去給我問來！
有一次蔣貴沒聽明白，到東院來問王大爹，王大爹正有個差事派他去大隊部，他高高興興地應了命，忘了問話，更沒回家告訴母親，直接從東院往山梁上爬。那天楊大珍在家裏煮好豬食，還沒把兒子等回來，出門一看，院壩裏空蕩蕩的，證明所有人都出工去了。她掮著一把鋤頭，站在院壩邊張望。山裏的活，一出門就要走上幾裏地，她隻望見了亂石和荒草，望不見一個人，於是憑估計往酸梨樹坡跑。跑到中途，遇見幾個割牛草的孩子。那是一個星期天，當時學生要休息星期天，社員可沒個準頭，遇上雙搶季節，星期天不休息，晚上也不休息，而且有一個動人的名字，叫“夜戰”。
楊大珍把幾個孩子掃了一眼，然後點名問我：他們是去酸梨樹坡了嗎？
我還沒答話，桂東風搶著說：是。
楊大珍依然盯住我，我也說是，她就小跑著，往酸梨樹坡趕去，其實他們並沒在酸梨樹坡，而是在馬桑灣，兩者的方向剛好相反。!那一刻我心裏有些愧疚，但很快，愧疚之心煙消石散。桂東風獎給了我一把草，之後又獎了我半個梨子！桂東風比我大幾歲，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爸是村小的老師（我們村小隻有一個老師，從一年級教到五年級），每天上下學的路上，他爸都讓我們兩層院落的學生結隊而行，邊走邊呼口號，領隊的是桂東風，領呼口號的也是他。那麼長的句子，我一點兒也不懂，不知他是怎樣背下來的。他還是學校紅小兵大隊長，而我年齡還小，連加入紅小兵的資格也沒有，看著他隨時別在身上的那塊鮮豔的紅牌一沒過多久改為少先隊，戴紅領巾——我向往得喉嚨裏伸出爪子。總之桂東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被他獎勵一把草和半個梨子，不亞於他爸發給我一張獎狀。
我們正在得意地嬉笑，楊大珍滿臉汗水地踅了回來，又盯了我一眼，眼神淒哀。我正處於興奮中，不願意去理會她的心思，也根本沒想起她兒子用耳朵帶給我們的無盡的快樂。
她匆匆忙忙跑過之後，桂東風望著她的背影，高聲唱：“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楊大珍，楊大珍！是他媽個女的，是他媽個女的！當豬殺，當豬殺！”我也大聲應和，並且越發地崇拜桂東風。
那天，楊大珍被扣了工分自不待言，晚上還開會鬥她。
老實說，我們村鬥地主，開始鬥得一點也不好玩。白天沒時間鬥，都是等天黑下來，各家各戶把活路收拾得差不多了，才到東院集合。王大爹除了早上跑茅廁跑得急，敲梆時快節奏的部分兩隻手晃得分不出左右，做別的事都溫吞吞的。如果沒有月亮，十幾盞煤油燈放在院壩中央，楊大珍勾腰垂頭地傍煤油燈站著，
王大爹坐在離她幾米遠的地方，從口袋裏摸出葉子煙裹，頭比楊大珍垂得還低，像煙葉上寫著字，他需要以這種姿勢才能認清那些字。好不容易把煙裹好，他有一口沒一口地吸，直吸得在地上吐了一大片清口水，才問：人到齊沒有？有人會說，張三還沒到。王大爹說，那再等等。又過一陣，他問：張三來了沒有？有人回答：張三來了，李四又走了。他說，那再等等。這麼等來等;去，我們這些小孩就熬不住瞌睡了。最可氣的是，終於熬到人齊之後，王大爹卻隻是簡簡單單地說幾句，就讓大家自由發言。發什麼言呢？都是交頭接耳的，說些東家長西家短的閑話。這哪像鬥地主，這簡直就跟現在聚會喝茶一樣，不同的是麵前沒有茶。大家嘴皮說幹了，人也困了，滿院壩都嗬欠連天的時候，王大爹就咕噥一聲：散吧。你看這多麼無聊！
我們村鬥地主鬥得像個樣子，不是靠大人，而是靠我們這些孩子。這當然是後來的事情。聽到那聲“散吧”，蔣貴噌地一聲從青石坎上站起來——每次鬥母親，他都蹲到院壩邊的青石坎上，那裏處在人群的外圍，處在黑暗的深處，他不聲不響，一蹲就是小半夜——跑到母親麵前去，把她往背上撈。她母親早已雙腿僵硬，動彈不得。楊大珍躺到兒子背上，發出淺淺的呻吟，而蔣貴卻像什麼事也沒發生，跟人說笑話；看見我們這些孩子個個沒精打采，他聲音響亮地招呼一聲：注意了注意了！然後盡量把身子彎下來，耐心地表演動耳朵，直到我們樂開了花，瞌睡蟲也跑個精光，他再背著母親，摸黑往家裏走去，邊走還邊問我們：比以前更好看了吧？
是的，他的耳朵動得越來越好了。他的耳朵完全模仿王大爹敲梆的節奏，由緩而疾，疾到高潮處，那幹瘦的肉殼就像在跳踢踏舞。
2
麵對鏡頭，蔣貴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說有些倦怠。那個漂亮的女主持最習慣的提問方式，歸結起來就三個字：揭老底。無論多風光多高傲多強勢的人物，被她笑容可掬地揭掉幾層，創痕累累的核就會顯露出來，不需她提醒，你自己就會低下頭去舔舐傷口。.
她說：周先生，聽說你起家的時候，經銷的不是鋼琴，而是小提琴？
現在的周世京過去的蔣貴，轉過頭望著主持人。主持人也
望著他。主持人嘴角的笑紋好看地彎曲著，但眼神是冰涼的，那眼神告訴蔣貴，我什麼都知道，你別想蒙我；同時還告訴他，你
要是蒙我，我會搞得你下不了台。蔣貴把臉放正，伸手在頭皮上刮了兩下，說，我起家的時候，大概是20年前，那時候黃小姐恐怕還沒出生吧？主持人說哪裏呀，周先生你太……你太會誇人了，不過我聽著舒服！蔣貴皺了一下眉頭，動作極其細微，打著特寫也不容易看出來。他沒回應主持人撒嬌似的話，而是說，我為什麼非要賣小提琴？我三歲就學琴，主持人說，但不是學的小提琴，媽媽是小提琴教師，她讓我學，打死我我也不幹。說到這裏，主持人把嘴噘起來：那時候我要是知道周先生是賣小提琴的，我就聽媽媽的話了，就不會讓她傷心落淚了。蔣貴摳了摳下巴，黃小姐的意思，是要照顧我生意？主持人說當然哪，哪怕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跑到你的鋪子裏買琴。可是，要是你跑去一看，結果我鋪子裏隻賣鐵釘呢？那我就當木匠！好吧黃小姐，你把胸麥摘掉，去當木匠好了，當木匠是用不著這玩意兒的。主持人的屁股底下像有枚手榴彈爆炸了，一蹦老高，握成拳頭的雙手放在胸前。不可能吧？今日的鋼琴大王，過去竟然是賣鐵釘的？
這很可恥是不是？蔣貴問。他的臉看上去很柔和，皮膚底下卻滾動著風暴。這種風暴在歲月滄桑中曆練而成，帶著時間的硬度，同時帶著幾分透骨而出的江湖氣。姓黃的主持人一時有些茫然。對自己的茫然。她揭別人老底的時候，隻有老老實實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才會感到疼痛，對那些把什麼都看透了的家夥，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她說，怎麼會呢？我為什麼要覺得那是可恥的呢？我隻是感到奇怪。她整個人變得莊重起來。蔣貴知道她的莊重是裝出來的。人們習慣這樣，在無路可逃的時候，往往就選擇莊重。主持人畢竟太年輕。其實她沒必要氣餒，她的懷疑是對的。蔣貴在這裏撒了謊。賣鐵釘之前，他去鎮上還幹了別的事。他把自己裝扮成老流浪漢，去鎮上耍把戲。形勢剛剛鬆動，我們鎮上就來了許多外地人，看萬花筒，逼猴子跳圈、作揖、下跪，或者吞玻璃碴賣狗皮膏藥，對這些，我們通通稱作耍把戲。蔣貴耍的把戲跟別人不同，他身上丁丁當當地掛滿了破碗、石頭、瓦塊和樹根，從脖子直掛到腳踝，隨便一走動，那些東西就相互敲擊，發出各種音響。
這種事在我們當孩子的時候他就幹過。他的那些器物，不是臨時拚湊，而是早就準備好，用麻繩係起來，裝在隨時背著的花籃裏，要用，拿出來很方便地往身上一掛就是。一度時期，他給我們帶來巨大的驚喜。他緩緩悠悠地扭動脖子和肩部，這兩處的石頭瓦塊次第響起，傳出“東方紅，太陽升”的樂曲聲。接著再動上肢和軀幹，便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當腳踝上的瓦片響過，一支完整的曲子畫上了句號。我們笑得不知所以，隻好相互在對方身上掐，有個二年級的女生笑暈了頭，摔到兩米高的愣坎底下，幸好下麵是泡土。蔣貴跳下塄坎，把女孩抱起來，用衣襟擦掉她臉上和手上的泥土，問她：傷到沒有？女孩說，我的手痛。他說那我給你包紮一下。於是取下脖子上的一掛破玩意，係在女孩的右臂上，再托著那隻手臂輕輕舞動，舞出一串似曾相識的樂聲。女孩又笑起來。他說，還痛嗎？女孩說不痛了。他激動得滿臉通紅，對我們說，這東西既治病又治傷，前幾天我抬石頭閃了腰，出氣都痛，把這東西往身上一掛，嘿，好了！說罷，他把腰使勁扭了幾下。
可是有一次，他正以這樣的方式為我們演奏，我們也笑得鼻涕口水直流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斷喝：笑個屁！
發出斷喝的是桂東風。桂東風說，他弄得有喇叭裏好聽嗎？
仔細想想，這倒是真的，蔣貴弄得一點兒也不好聽，聲音時高時低，好些地方還沒接上。而喇叭裏的《東方紅》不是這樣。當時村裏家家戶戶都安了喇叭，是那種皮麵漆黑的紙殼喇叭，每天早中晚廣播三次，每次廣播之前，都放《東方紅》。喇叭裏唱出的《東方紅》高亢嘹亮，能讓我們感覺到太陽噴薄而出，它的亮度和熱力，都能穿透我們的皮膚。而蔣貴的《東方紅》不會讓我們產生這樣的感覺。我們隻是覺得好玩而已。
真的好玩嗎？桂東風說，一點也不好玩，我們都被蔣貴的險惡用心欺騙了！《東方紅》是唱毛主席的，隻能用嘴唱！
桂東風到底比我們高明。
從那以後，蔣貴就沒在村裏玩過這把戲了。但他並沒閑著，他走在山道上，寬鬆的齒縫間藏著一隻野
豌豆莢——我們那裏把野豌豆莢叫野春，他嘴裏就含著野春，你看不見他在吹，卻能聽到美妙的樂曲。他還能將一枚被蟲蝕得千
瘡百孔的樹葉貼在嘴角，吹出狗吠牛哞的聲音。那些日子裏，風隨時把蔣貴的聲音送過來，而蔣貴很可能離我們很遠，遠到隔著幾架山嶺，而且他的嘴鼻並沒有發聲，也沒吹野春和樹葉，但村裏的小孩都認定，風的聲音就是蔣貴的聲音。蔣貴的聲音不僅能附著在流動的風裏，也能附著在一段枯死的木頭上。村裏像我這麼大的孩子，那時候聽得最多的不是母親的聲音，而是蔣貴的聲音。
可沒過多久，這把戲他也不再玩了。原因是我們聽了不笑。蔣貴的全部成就感，似乎就在逗我們發笑，我們不笑，他就沒興趣了。——隻有動耳朵讓我們百看不厭，因而他隻保留了這一個絕活。
不知為什麼，去鎮上後，他從沒表演過動耳朵，在往後的任何場合，他對自己耳朵能動這件事也諱莫如深。他身上掛著石頭瓦塊，敲歌曲給人聽，可他知道的歌曲實在太少，敲來敲去就那麼幾首，很快讓鎮上人厭倦，覺得他那玩意兒根本就不配叫把戲。他弄不到錢，才開始賣鐵釘的。
既然在開場白就占了上風，蔣貴便放下架子，不再戒備，顯得心平氣和。其實他跟許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樣，對自己早年的屈辱一除去那些最深的隱痛——不僅不避諱，還盡量找機會訴說。那已經不再是屈辱，而是光榮的標記。但他痛恨別人逼著他說。現在主持人已沒有力量逼他，他的訴說也就變成了自願。開始賣鐵釘的時候，他說，是在鄉場上。我沒有鋪子，將鐵釘裝在黃挎包裏，街頭街尾地遊走。這樣吆喝了將近一個月，一顆也沒賣出去，於是我去了縣城，結果更糟。我當時不知道在鄉場上賣鐵釘還勉強算一門生意，在縣城就不叫生意了。縣城離我家遠，我不可能天天趕回去，晚上睡在大街上，枕頭就是那包鐵釘。我的後腦勺上，至今還有凹進去的地方，就是被鐵釘戳的。我用挎包做枕頭，是怕有人趁我睡熟的時候偷了去。
周先生現在想起來，主持人以討好的口氣說，恐怕自己都覺得好笑。
那是你的想法，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好笑。那個挎包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吃飯怎麼辦?
討口呀！討不到就去垃圾桶裏翻。那段時間，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垃圾裏蘊藏著豐富多彩的人生。我從一個居民小區門前的垃圾桶，可以大致判斷出他們的生活狀況，包括婚姻質量，同時也能判斷出他們各自的性格。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夠專門研究垃圾文化。
周先生說得太玄了吧，你最終沒有研究垃圾文化，而是成了鋼琴大王。蔣貴似乎不喜歡“鋼琴大王”這個詞，眼神暗了一下。我看賣鐵釘沒有出路，他接著開始的話說，就去一家電器行幫工。再後來，我就自己經銷電器了。我說的電器，不是冰箱彩電和空調，而是台燈一類小玩意兒，甚至也包括手電筒，而且是收購廢品，自己摸索著進行組裝。當時我在縣城臨河的吊腳樓上租了間老屋，那間老屋就作了我的鋪麵。老屋遠離街道，看上去隨時都準備倒塌的樣子，誰也不知道那裏有個為生活掙紮的人。我想到了做廣告，當然不是在媒體上，那時候我要是找到黃小姐，黃小姐一定會把我當叫花子趕走的。事實上我也差不多是叫花子，不可能拿錢去做廣告，都是夜深人靜，活城變成死城以後，我再左手端著墨水瓶，右手拿支破毛筆，去牆上寫寫畫畫。我寫的那些東西，被城市稱作牛皮癖；很抱歉，現在我走到任何一座城市，隻要看見牛皮癖，我都會感到親切，無比的親切，因為它讓我憶起過去的時光，讓我看到把牛皮癖貼上去或寫上去的
那雙手和那張麵孔；我不排除這其中有唯利是圖之輩，但肯定也有和我當年一樣的人。其實我那時候不是人，是老鼠，隨便一點風吹草動，我都認為是夜間巡邏的警察，嚇得趕緊躲起來。我敢肯定，我的身手比老鼠敏捷，需要的藏身之所也不比老鼠洞大多少。要容納下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並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蔣貴像在說別人的故事，平靜而帶著隱含的欣賞，主持人的眼眶卻紅了。
她說，我知道，你隻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就在昆明幵了家很大的電器商行，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你是怎麼挖到第一桶金的？我從來沒挖到過金子，蔣貴生硬地說。
哦……那麼你為什麼要改行呢？我聽說，你改行的初期是相當艱難的。
蔣貴把臉揚起來，虛著眼睛，沉默了很長時間才說：這個呀，與我們村裏一個人有關。這個人的真名我已經忘記了，我們都叫他王大爹。是王大爹點燃了我的音樂夢。他本人就是一個音樂家，他的樂器不是琴，而是木梆。那時候我就知道，雖然他是農民，卻對種田沒有興趣；雖然他是隊長，對當官同樣沒有興趣——他的全部興趣就在於敲梆。那是他的最高價值！我當時說，王大爹敲梆，能把人敲得哭，可不是說著玩，我是真的哭，隻是不流眼淚的哭。村裏沒有任何人注意到，王大爹敲梆的時候，廝殺的狗會停止戰爭，喧鬧的鳥會安靜下來。那真的叫鳥鳴終止，山川肅穆。如今的我，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麵的人了，可我沒有見到第二個像王大爹那樣純粹的音樂家。可惜的是我無能，
否則我就會把木梆發展成中國的樂器，就會出錢把王大爹送到維也納聖殿，讓他去搞一場木梆獨奏音樂會。但我沒那個能耐……再說，他已經去世多年了。
我本不應該懷疑周先生的感情，主持人說，但據我所了解;的情況，你說的那個王大爹，對你母親是相當不好的，每次開會鬥爭你母親，他都故意拖延時間，讓你母親硬挺挺地站好幾個小時，腳腫得皮膚都快脹破了。你不恨他？
蔣貴又用手刮頭皮，不是一隻手，而是兩隻手交替著刮。大概他有這習慣，使頭皮上血液供應充足，雖是將近60歲的人，頭發還像年輕時候一樣茂盛，而且頭發留得很長，把耳朵全都遮住。他說，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通過什麼渠道獲得的，反正我從沒在任何場合說過。我恨他？怎麼可能呢！就算你說的前半部分是真的，我母親當時吃了一點苦，可也幫助她強健了筋骨，她現在已快上80,腿腳還相當靈便，腰板也沒有佝僂的跡象。
主持人實在聰明，她聽出了蔣貴說話的語氣，蔣貴說“我恨他？”的時候，把“他”字說得特別重，尾音拖得特別長，她由此判斷，即便蔣貴不恨王大爹，卻可能恨別的人，於是直截了當地問：你不恨你們隊長，恨誰呢？
蔣貴愣了一下，我為什麼要恨？……真要恨，也是恨我自己。走出大山也有了一點錢之後，我本來很想學會一門樂器，可那時候我都是多少歲數的人了，手指成了老樹根，把全世界的頂級大師都請來教我，我也學不出個名堂。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主持人說，周先生，你為什麼一直不成家，能告訴關心你的觀眾朋友嗎？
蔣貴又開始刮他的頭發，刮了很久也沒回答。
1
蔣貴真的不恨王大爹嗎？王大爹不僅讓他母親硬挺挺地站好幾個小時，不僅最終拒絕了教他學敲木梆，而且還不允許他擁有一口自己的木梆……
記得那年冬天，一直都非常晴朗，可在冬季快結束的一天夜裏，突然下起罕見的大雪。我睡在屋裏，
遍的時候，我父親罵罵咧咧地起床出門去了。他起床的非凡動靜吵醒了我。我感到特別冷，銳利的寒氣，紮穿又厚又沉的棉被，也紮穿我的皮肉和骨頭，把我變成棉被裏的一塊冰。我聽見屋後傳來劈裏啪啦的脆響，像除夕天燃放爆竹。我不知道是鬼祟作怪還是村裏的牛羊都瘋了一-這事情在我還沒出生的時候發生過一
次，全村的牛羊突然間集體發瘋，跑到村外的農田裏，把人們辛辛苦苦忙活一季種出的莊稼，悉數糟蹋——或者是來了強盜？嚇得直往被窩裏縮。但父親的罵聲和腳步聲都很從容，證明世界太平，我也略感心安。屋後跟我的臥室隻隔著一層被柴煙熏黑的板壁，父親走到那層板壁之外，我才聽出他是在罵老天爺。他說老天爺呀，你太不成體統了，不打聲招呼，就偷偷摸摸下這麼大的雪！他開始搖竹身。雪團下落的聲音帶著低沉的怒吼，帶著隻有山裏人才能辨識的某種決心。
回屋後，父親對我母親說，日他娘的，我差點兒被雪埋了！
[既然是雪，就沒什麼可怕。誰知到了後半夜，山上卻傳來持
續的巨響。響聲剛停，王大爹就敲梆了。山上的公豬圈被雪壓塌了。圈裏養著20多頭豬，眼看就肥了膘，就要上交國家，萬萬不能死的。王大爹要村民立即起床，去山上救豬。救豬的事就不必講了，隻說王大爹那夜敲的梆子。木梆是彎曲的，他敲出的聲音也像是彎曲的。確切地說，那不是聲音，而是一個人，這個人戴著鬥篷，頂著風雪，穿越黑夜來到我們身邊。我相信，蔣貴看到這個人的時候，一定被深深地感動了，把公豬圈那攤子稀裏糊塗的事情處理完畢，他就去找到了隊長。這次他把話說得很嚴肅，也很謙卑。他說王大爹，我有件事情求你。王大爹說，你別求我，有事你去求毛主席。這件事我隻能求王大爹。那你說吧。還是那件事，我想跟你學敲梆。王大爹垂下眼睛，慢條斯理地裹煙，把煙點上，抽了好幾口，才說，幹脆把木梆搬到你家裏去算了。你不必跟我學，隻要把木梆搬進你家裏，你就能和我敲得一樣好。
蔣貴沒再說一句話，出了隊長的屋。他是退著出去的。
他早就應該明白：木梆絕不隻是一個挖空了的木頭。
那些日子，蔣貴老是恍恍惚惚的樣子，給我們表演動耳朵，有好幾次耳朵都不聽他使喚，讓我們大失所望。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讓我們失望，他說別急，我耳朵動不了，還可以吹響響呢，我給你們吹響響吧。於是順手摘下一片樹葉，打算吹羊叫，
可我們哄的一聲散去了。他呆呆地望著我們遠去的背影，直到我們被山彎吞沒，他才想起什麼似的，使勁吹：咩咩咩……這時候聽上去沒有快樂，滿坡滿穀隻回蕩著穿胸透骨的淒厲之音。動物的心是相通的，一山的羊，都跟著他亂鳴。
隨後，我們又聽見他笑，大聲地笑，且朝著我們消逝的方向
高喊：
我的耳朵乂能動了，你們回不回來看哪？
村裏的大人們說，蔣貴那龜兒子，怕是發癲了！
另一些人說，他沒有發癲，他是腦殼裏少幾根筋。
隻有王大爹為他說了話。王大爹挺了幾下腰，像在努力使彎曲的部分拉伸，但終於沒能如願，於是窩著胸脯，意味深長地說：把筋全都接上的人，每根筋必然不長。
這意思是，蔣貴腦子裏的某些筋比在場的所有人都長。
難怪他會動耳朵！那些人說。
王大爹哂笑一聲，沒再接腔，隻一衝一衝地走回他的屋子，走上他的虛樓，操起木槌敲梆
自從明確拒絕蔣貴之後，王大爹敲梆的次數比以前多了。以前隻是早上出工前敲一次，如果晚上有會，傍晚再敲一次，現在沒有會傍晚他也敲。傍晚的梆聲一響，楊大珍的兩條腿就直打顫，顫得像通了電那樣發麻，蚊子都不敢叮她。可事實上，王大爹很可能隻是總結一下今天的勞動。那些話，在坡地上評工分時他就已經說過了。每天收工時大家都要圍在一起，根據各人的表現評出工分；鄉間自成一體的親密社會，在這裏是完全看不出來的，為了五厘工分，可以把祖宗八代掏出來咒罵。
王大爹除了敲梆的次數更頻繁，敲的時間也更長，敲之前那幾口深呼吸，做得也格外賣力，他要感到丹田發熱，腳心發燙，
枯瘦的手指才會運動起來。他是把心嘔出來在敲。
楊大珍雙腿發麻的時候，她的兒子蔣貴正在院壩邊的碌碡上做夢。
梆聲把他帶人夢境：他長滿翠綠色的羽毛，張開雙臂，鑽人
天空的深處。
蔣貴決定自己造一口木梆。
王大爹的梆不能搬到他家裏來，因為王大爹的梆代表的是權力，但他自己造一口總是可以的。
他並不打算把這口梆敲響，隻在王大爹敲梆的時候，以虛擬的動作，應和王大爹的節奏，學習那看似萬古不變實則詭異無常的音律。
他去山林裏尋到一根梨木的斷樁，扛回家來，每天收工後，就用鑿子在梨木上挖。
母親問他，你挖那東西幹啥？
他說，做豬槽。
母親說，豬槽不是有了嗎？
我知道有，可總有用壞的一天。
母親不言聲了。是呀，總有用壞的一天，但這一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那可是石打的豬槽。她任由兒子去瞎忙。看著兒子那股認真得要把命搭進去的勁頭，她的心被人捏住了，像擰抹帕那樣擰。是她和她死去的男人，造就了兒子的命運。兒子的同齡人，孩子都生一大堆了，最大的孩子差不多會撿麥穗了，他還是光棍一條，精力無處發泄，隻好用來挖根本就用不著的豬槽。
蔣貴大約忙了一個星期，王大爹知道了這事兒。
他在知道的第一時間來蔣貴家察看。
楊大珍在屋後的梨樹下吆雞回屋，見到隊長，自甘卑下地招呼。蔣貴隻聽到母親的招呼，沒聽到王大爹答話，但這已經足夠，等王大爹從水井旁邊的後門進屋，他不僅把東西藏起來了，還把新鑿出的木屑掃進火塘，用灰土掩埋掉。
王大爹背著手，去每間屋子裏轉了轉，問蔣貴：你那家夥還有多久完工？
蔣貴像被當場拆穿的魔術師，血氣上湧，臉紅到了耳根。好在屋子裏陰暗，看不見他臉紅。
他說王大爹你說的啥呀，我怎麼聽不明白呢？
你明白的，你不是在挖木梆嗎？
蔣貴笑起來，笑得很幹。他說沒有啊，王大爹你聽誰說的？
王大爹沒聽誰說。他是自己聽見了木梆唱出的音樂。蔣貴的木梆雖未挖成，卻已經會唱歌了，隻不過這歌聲唯王大爹能聽見，別人是聽不見的。
蔣貴嚇壞了。他見識了王大爹的力量。這輩子，他永遠也玩不過王大爹！當天夜裏，等母親睡熟之後，蔣貴摟著還沒出生的
木梆出了門，將其藏進了很遠很遠的山洞裏。王大爹沒再過問。
?
多年以後，蔣貴和他母親都早已住進了城，一次偶然，有村裏人進到了那個山洞裏，發現了那口木梆。木梆並沒完全朽爛，在凹槽的最深處，有一窩剛剛出世、還沒來得及睜眼看世界的老鼠。
玩不過王大爹，蔣貴也未必玩得過一群孩子。他那套將石頭瓦塊掛在身上的把戲，已經耍過，現在唯一的本錢，就隻剩下動耳朵。他以這樣的方式逗我們樂，也讓自己樂，但我們——確切地說是我——突發靈感，將他這份快樂割除了。
靈感產生於鬥他母親的時候。前麵說，我們村就是靠了一群孩子，鬥地主才鬥得像個樣子。
我讀三年級下學期的某一天，大隊部召開鬥爭大會，除全體社員，兩所村小的師生也參加。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個星期四，太陽早早地升起來，漫山遍野金光萬道，大地複蘇，空氣清新。往天我們起床後要進山割一背篼牛草才吃早飯，早飯後再去學校，這天我們例外地免除了那份枯燥的勞動，太陽升起不久就
已集合在學校的操場上，排成整齊的隊伍，喊著口號向大隊部進發。那是我感到無上光榮的一天，因為我也領呼口號了。桂東風本來應該讀初中二年級，但考了兩年也沒考上，至今還在小學畢業班磨蹭。他身上那股一呼百應的英雄氣，已經不複存在了；他爸也對他寒心，那天隻讓他領呼了一半路程，就把權力交給了我。我之所以受到器重，是因為成績好，特別是語文好；桂老師講語文課，中心任務是教會我們怎樣識別敵人和朋友，我學得十分投入，看到一棵樹，我也要思謀再三：它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
走進會場，我簡直驚呆了，哪來這麼多人啊！
院壩的四牆，掛滿了圖片，每進去一批人，就有一個從外地來的女子領著觀看並逐一講解；那女子20歲出頭，挽著發髻，說的是普通話。那是我第一次聽人說普通話。普通話真好聽。
人到齊了，圖片也看完了，會議正式開始。
要問我會是怎麼開的，我真是模糊一團。不是現在才模糊的，是當時就模糊了。我隻記得大隊幹部一聲令下，民兵們怎樣拎著壞分子——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楊大珍——的脖領衝上台來，民兵個個雄赳赳氣昂昂，壞分子都像剛從陰渠裏掏出來的。奇怪的是，我對楊大珍那麼熟悉，這時候卻認不出她；更怪的是，在這種場合，我越看她越像個壞分子。因為楊大珍既是白軍的老婆，本人又是地主，押她的人比別的民兵都壯實。壞分子一出現，院壩裏立時響起能把飛禽走獸嚇死的口號聲，同時像詩人們描寫過的那樣，舉起森林般的手，每隻手上都捏著紅寶書。然後，我就記得壞分子們怎樣流汗，怎樣發抖，怎樣齊嶄嶄地跪下去。別的，我記不住了，因為我也在發抖，被激動得發抖。當天傍晚，桂東風來家裏找我。他以前從不上我家來，可今天來了。他對我說話，也不像先前那樣霸氣。你有啥感想？他這樣問我。我把自己的激動告訴了他。我以為他也跟我一樣激動，誰知道他隻是撇了撇嘴，那樣子仿佛是說，盡管你也領呼了口號，可你還嫩著呢，比我還差得遠呢！我被深深地刺痛了，反過來問他有什麼感想。他說：光激動有屁用，關鍵是要拿出行動！這一刻，我承認自己的確比不上桂東風。正因為覺得比不上，行動起來的時候，我才表現得格外積極。我發誓超過他。行動落實在楊大珍身上。我們決定晚上單獨把楊大珍再鬥一次。
就是從那天開始，村裏開鬥爭會，我和桂東風會把一群孩子組織起來，督促王大爹抓緊時間。那時候學生的權力是很大的，許多大人都怕學生，我們隨便說一個新詞，都能把多為文盲的大人嚇住。他們怕我們的新詞，更怕我們的青春。上麵來個什麼指示，他們雖然照章執行，但人生的經驗會幫助他們過濾，執行起來，懂得哪裏要輕，哪裏要重，哪裏得過且過，哪裏一絲不苟，而青春不需要過濾！你說美國人民生活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我們就想坐上飛毯，立即飛到美國去，把那裏的人民解放出來。——既然楊大珍是地主，她就應該挨鬥，狠狠地鬥！
桂東風首先想出了一招：讓大家開鬥爭會時必須呼口號，必須拿上紅寶書。這一招真好，它讓鬥爭會顯得莊嚴而神聖。大隊部鬥地主，是民兵把地主押上來，命令他們跪下，那麼單獨鬥楊大珍也應該這樣。但我們村的民兵個個是草包（難怪大隊部抽調人員時，他們一個也沒被選上），你推我，我推你，好像楊大珍身上長著刺。民兵不配合，我們就命令楊大珍跪下。楊大珍不敢不跪，跪在粗糙的石地上。有幾次還讓她跪了柴塊。柴塊是用斧頭破開的，皮麵嶙峋，兩側刀鋒一樣割人，跪的時間一長，即使在鬼影似的煤油燈下，也能看見絲絲縷縷的血痕濡濕她的膝蓋。
但這些主意，全都是桂東風想出來的。我心裏很難受，希望自己能想出一個新花樣，出奇製勝。
可惜很長時間都沒有想出來。
直到有一天，我腦子裏電光一閃，大喝：蔣貴呢？蔣貴哪裏去了？
蔣貴從人群外的陰影裏站起來，說我在這裏。
人們很難看清他的臉，隻看見一排白光。那是他的牙齒。這證明他的嘴是咧開的。他是在笑嗎？是以為我會宣布鬥爭會現在就結束，讓他把母親背回去嗎？
我真是沒有出息的，那時候，我的心軟了一下。
但桂東風正啾著我，帶著嘲諷。
我以更加響亮的聲音朝蔣貴喝道：滾過來！
白光消失了，人站到中心。
跪下！
他跪下了，就跪在母親旁邊。
動耳朵！
蔣貴愣了片刻，把頭稍稍側了一下，開始動耳朵。
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現在才注意到了，他一次隻能讓一隻耳朵動。
他先動了右耳，動的時間很長，大概是累了，停了下來。但我沒喊他停，於是他又動左耳。
這時候，我偷覷了一眼桂東風。
他的臉色相當難看。
這讓我暗自高興。更讓我高興的是，在場的所有孩子，一個也沒笑！
以前，蔣貴動不動耳朵，是由他自己做主，現在不能讓他自己做主了，現在是我們說了算！以前他絞盡腦汁逗我們樂，現在我們偏不樂！
2
電器老板改行銷售鋼琴，當然要經曆諸多困難，有些困難是蔣貴能想到的，有些想不到。別人給他推薦的調琴師，他聽來左右不對路；然而，他雖有超群的耳朵，畢竟不懂鋼琴，難以把那;種“不對路”準確地描述出來。他隻是感覺到，盡管那些調琴師在業內都有一定名聲，事情卻幹得並不出色。開業將近兩個月，他的鋼琴一台也沒銷出去。對此，蔣貴並不慌張，他早就知道，有些事是慌張不來的，你得等待，拿出你的金錢，甚至性命，去等待。這是一場賭博，勝利的隻有一方。究竟誰勝誰負，普通人的眼睛是看不準的，戰場擺在明處，而最終的結局，卻隱藏得天衣無縫；或許它並不遙遠，或許它就在你身邊，你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可你就是看不見它，腳尖輕輕掉轉方向，就把它永遠錯過了。蔣貴明白這個道理，隻按兵不動，以不變應萬變。
他終於在等待中起死回生。
說是等待，但也並非“無為而治”。他辭退了別人推薦來的調琴師，自己請了一個。這個20多歲的女子，蔣貴叫她小彭，是某音樂學院鋼琴係的在讀研究生，除了她的熟人，這個世界沒有更多的人認識她，然而正是她的到來，讓蔣貴的琴行生意興隆。
小彭成了蔣貴的情人。夜裏，隻要沒有特別的事務需要回校，她就來蔣貴的寓所跟他同居。除了應得的工資，蔣貴還按月付給她3000元錢。但無論在什麼場合，蔣貴都否認自己包養了小彭。蔣貴的理由在於，他動用自己的關係，找了幾家很上檔次的咖啡館，讓咖啡館老板請小彭去彈琴，以增加她的收入。蔣貴說
如果他隻是包養小彭，便沒有這個義務。不僅如此，他還出資為小彭舉辦了一場獨奏音樂會，請音樂界的名流前來捧場，在報刊上發表評論，以提高她的知名度。他做這一切，包括按月支付的3000元錢，沒有一件是小彭主動提出來的。蔣貴的話，似乎在暗示他和小彭之間是有感情的，可當有人明確問及此事，他總是避而不談。
研究生畢業後，小彭離開了那座城市，具體去了何方，蔣貴:說他開始知道，後來就不知道了。其實他知道，隻是不去想。小彭給蔣貴寫了很多信，不是電子郵件，而是用紙筆寫的信，帶著懷舊的暖意。蔣貴一封也沒回。他是一塊泥土，這塊泥土上本可以長出很好的莊稼，但小彭無論在上麵種什麼，都顆粒無收。她隻能放棄。
總之，蔣貴最終沒跟小彭結婚。
把鋼琴賣得順風順水的時候，蔣貴又心血來潮：他不僅要銷售鋼琴，還要製造鋼琴。製造鋼琴的木材是很講究的，蔣貴親自去中國南方的熱帶森林考察，還越過邊境，去緬甸、越南等地。當他的公司造出第一台鋼琴後，蔣貴不像別的商家急於出手，而是待價而沽。這“價”不是指金錢，而是購買者的名聲。他必須讓名人買走這台鋼琴。出乎意料的順利：沒過多久，它真的就被一個剛剛得了國際鋼琴大賽金獎的新貴買走了。這個人姓高，但
許多人猜測，蔣貴說的小彭，很可能就是這個姓高的年輕鋼琴
：
家。此後，他造的鋼琴水一樣往外流，錢則水一樣往裏流，使他的財富迅速增長。
一個身家數億的富豪，怎能沒有一個妻子呢？蔣貴並非獨身主義者，這從他跟小彭像模像樣的同居生活可以得到證明；而且，除小彭外，蔣貴還跟不下七個女人同居過。他當然也不是借此達到更加方便地玩弄女性的目的，憑蔣貴在業界的地位和他的財富，憑那些被普遍認同的法則，是否結婚，與是否能方便地玩弄女性，既沒有必然聯係，也看不出有多少衝突的地方。是對女人不信任嗎？這同樣說不上來，因為目前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在愛情上遭遇過挫折。那麼，他是擔心一旦結婚，女人就會分走他的財產？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果蔣貴把財產看得那麼緊，他就不會做慈善家，不會眼也不眨一下，就劃撥出大筆大筆的錢建希望小學。
蔣貴在甘肅、陝西、雲南、新疆、四川等眾多省份都建了
希望小學，但他隻在選址和驗收時才去，學校一旦開課，就不再去了。三年前，他在南方某地建了兩所學校，還投資修了兩座橋——此前，鄉民隻能靠溜索橫跨滔滔江水，蔣貴去選校址那天，看到一個女子在溜索上滑行，灰白的天幕下，那不像一個人，而是一隻沒有翅膀的蝴蝶，他流下了眼淚——當地政府為了表示對他的感激，邀請他當兩所學校的名譽校長，他大惑不解，相當冷漠地說：我為什麼要當你們的名譽校長？聽上去，那兩所學校像跟他沒有任何關係。不當名譽校長也成，但希望他能在開學典禮上去學校講幾句話。這次他禮貌性的應答也沒有，就把電話掐斷了。電話來了若幹次，每次都如此。人家一片誠心，派專人乘飛機到他居住的城市接他，他麵也不見，隻讓助手請他們吃了頓飯，然後把他們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