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以孝為先，族人簡要地列舉了歐陽熙為先人修墓立碑的事跡，說他“自費在一二三四祖祖塋皆立碑表之”。正是為了踐行孝道，蜀江村近年重修了宗祠。我在崇德堂裏讀到了重修經過的記敘。
那篇文章讀來甚為有趣，說的是：重修門廊、鵲巢宮需九米長、小頭直徑二十公分的木料兩根，兩三年間四處尋覓采買不到。遂有族人與安福的親戚聯係，走進深山老林，總算找到了那兩根九米長的木料。他們還在木材貨場上吃住一個月，從上萬根木料中百裏挑一找出六十多根大規格木料。“在運木料回來的當天，從早上裝木到中午裝好，汽車又壞了，在安福修車到晚上十二點，克鑫、克勤兩人既承擔押運重任，熬更守夜，又受到木材站罰款的驚嚇。不管千難萬難，千辛萬苦，終於買回了所需的珍稀木材。”然而，木工師傅“做做停停，要求甲方不斷增加勞務工資”，可謂好事多磨，曆時一年零九個月才將門廊、鵲巢宮修複竣工……
這真是心靈的安居工程！讀著這段文字，我不由地為之感動，如此百折不撓的精神，正是來自敬祖的內心情感。走進那些古老的祠堂，聽著村人對祠堂建造過程的介紹，有時，我甚至認為，敬祖差不多成了人們的生活目的，人們由此也獲得了創造生活的巨大動力。哪怕背井離鄉，也要艱難前行；哪怕含辛茹苦，也要忍辱負重。
贛縣白鷺村有一座祠宇名“佩玉堂”，建築布局比較簡單，但是，光耀門庭的渴望，巍然聳立，很是意味深長。
佩玉堂周圍全是良田，與外屋不相連通，大門前開有一眼獨用的水井。它麵對鷺溪來水，應風水觀而擇地，雖然建在一片低窪的水稻田裏，屋內地麵僅高出門前水井水麵七十厘米，而堂內天井深四十八厘米，但是，屋內地麵甚至天井底麵都很幹燥。於是，甚為驚奇的村人便有“蓮花出水”之謂。佩玉堂隻有二進，建築麵積不大，空間卻高，且重視裝修，顯得小巧別致。
要知道，它的來曆卻非同尋常。屋主人是目不識丁的一對兄弟。當村中各房派爭先恐後搶建祖祠時，這對兄弟為了給祖宗爭光、替兒孫造福，竟公開發誓：建祠之願不償，吾等死不瞑目。從此，農忙時，櫛風沐雨，披星戴月，勤務稼穡；農閑時，提籮拄杖，四處化緣行乞，積銖累寸。也不知曆時多久才遂了心願，其艱辛卻是可以想象的。哪怕犧牲尊嚴，也要建造祠堂；而建造祠堂，正是為了實現尊嚴。
贛縣田村鎮的客籍祠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了宗祠文化的深刻影響。自唐代以來，曆代均有客家先民不斷從北方卜居田村。先來與後到者分別被稱為老客和新客。老客指的是清代前期就進入田村，且後代人丁興旺，並建有宗祠的客家人；而新客是清朝中後期才遷入田村的客家人，這部分人相對較早來的“老客”，又被稱之為客姓，他們一般人口較少，勢單力薄。田村客姓竟多達四十個，其中也包括與老客幾個大姓同姓，但因堂號、郡望均不相同無法融入大姓的。
田村劉、謝、肖等幾個人口眾多的姓氏，除了有總祠之外，還有分祠，甚至支祠和家祠，現存的大小宗祠就有五十多座，比比皆是，蔚為大觀。豈知，新客中的本家也是入不得上述宗祠的。相傳，清末田村一大姓人家的小女孩被送給一客姓家庭做童養媳，客姓家庭念及大姓之勢力，小心侍奉，不敢怠慢，無奈女孩命薄，一場大病便夭折了。此事在大姓家庭中引起軒然大波，他們百般刁難客姓家庭，規定死者不能從街道抬往村外埋葬，隻能靠人傳出村外。這一規定明顯歧視客姓人少，沒有地位，但客姓的三十多個姓氏近千人，齊心協力，很快把死者傳出村外埋葬了。
也許，正是團結的力量，讓那些根本無力單獨興建祠堂的小姓，麵對各大姓氏族人在宗祠內進行隆重的祭祀和議事活動，心有所動。此後，居住在田村鎮的許多客姓家庭感歎自己身處異鄉無宗祠之苦，紛紛要求建一個共同的眾姓公祠，確立自己在宗祠文化中的一席之地。於是乎，在林立的宗祠中出現了一座格外引人注目的眾姓公祠——客籍祠。
客籍祠建於清光緒年間，為土木結構，於1963年坍塌，現今保存的隻有客人廳，用來作為田村客姓作古老人的殯儀之地。據說，這塊地基為當時豪門大戶、且非常同情客姓的劉氏中和堂所捐。
由於是眾姓共祠，祖先不一，客籍祠內無神龕牌位，也沒有共同的祭祀活動，其主要功能是男婚女嫁舉行禮儀及議事的場所。確切地說，在這人口稠密、宗族觀念根深蒂固、宗祠文化極其發達的大型村落，它其實既是雜姓人家實現尊嚴的精神象征，又是人們相互撫慰的情感棲息地；更重要的是，它讓落寞的心找到了歸宿，讓飄零的人從此不再孤獨。
泰和縣蜀江村祠堂內有一聯說得好，“見祖宗即見天地之心”，建造田村客籍祠的目的，說到底還是為了驅遣客姓人家的胸中塊壘，滿足人們敬奉祖宗的心願。
曆史上客家人的行蹤如飄萍一般，而他們的足跡卻是碩大無朋，巍巍然散落在贛粵閩的山水之間——我指的自然是客家圍屋，那城堡似的土圍子。
客家人從中原遷徙到南蠻之地，不僅要融入陌生的自然環境，而且還要麵對當地的土著以及頻仍發生的匪患戰亂，他們隻能以相依為命的宗族關係來應對任何可能的衝突了。建造集家、祠、堡於一體，防禦性極強的圍屋以聚族而居，僅僅從外觀上就給人以威風凜凜的集團形象，何況，一座圍屋，就是一座城堡，共同的居住空間，迫使本來就有血緣關係牽連著的人們更加緊密地凝聚起來，以便保證找到新的家園的宗族在這片土地上站穩腳跟。
不錯，血緣性是圍屋的一大特點。圍屋內的居民，都是某一個共同祖先的後裔，圍內實行族長管理製，統一管理圍內諸如交通、衛生、排水、糾紛等，人們相見互以宗親長幼相稱。平時彼此各為家政，祭祖行禮時，整個圍屋就是一個大家庭，而遇到外敵入侵，人們又成為一個統一的戰鬥集體。敬宗祭祖活動正是圍屋內借以維持宗族血脈關係的紐帶，因此，圍屋內必定設有“祖堂”這一公共建築。而且，人們在建造圍屋時，首先要建造祖堂，隻有在心靈安居以後，身體才能各得其所。
從這個意義說，把祠堂擁入懷中的圍屋，其建設過程始終投注了客家人“慎終追遠”的濃烈情感，其浩大而艱辛的工程、漫長而堅忍的工期，證明著祀奉祖先、光耀門第的拳拳之心。
在贛粵邊界的九連山下，遍布客家圍屋，其中的“燕翼圍”如鶴立雞群，尤其引人注目。相傳明末清初，龍南楊村一帶戰火紛飛，一時間廬舍化為灰燼，閭井蕭索，雞犬不聞。家道殷厚的賴福之飲恨思痛，念及“高築牆，廣積糧”的古訓，決心建造高守圍。於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請豐城名師工匠購料始築。據說，起基用去的大花邊便有一大穀桶。因工程浩繁，耗資巨大，費盡二十七年工夫，曆經三代，直到其長孫三歲時，才建起這座四層樓高、層層環通的磚石木結構方形圍。因其高大固守，俗稱“高守圍”。
距此八十公裏外，關西老圍的主人不知是羨慕燕翼圍的萬貫家財呢，還是崇仰高守圍的雄偉氣勢，欣然把自己的長女嫁給了燕翼圍。其時，他有個小名叫徐老四的兒子，才十一歲。徐老四時常去姐姐家做客，被燕翼圍的雄姿所吸引，立誌長大後要發大財建大屋。果然，後來徐老四在姐夫的幫助下，利用當地杉木資源豐富的有利條件，做起了木材生意，隨著盈利滾滾，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財主。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徐老四在關西老圍墈下開基建新圍，施工兩年後，他再攀籬笆親，將十八歲的女兒嫁給了燕翼圍的六代孫為妻，進一步加強了兩圍的親密關係。為了卻年輕時立下的宏願，徐老四不惜花費了三十年時間，耗白銀想必更是以穀桶計，終於建起了比燕翼圍更宏大、更精美、配套也更齊備的圍屋。可是，尚來不及請人為之命名，徐老四就於次年仙逝了，因此，人們隻好稱其為“關西新圍”。
三十年的大好光陰，都熔鑄在一座建築之中。這建築，該是一位故人的紀念碑了吧？這紀念碑，該是子孫萬代焚香禱告的神聖之地了吧？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不妨再看看龍南東水村的烏石圍。該圍於明萬曆年間為當地名紳賴元宿所建。此公遵祖訓從祖業，靠著放排行商，家財日聚漸豐，遂請來廣東名匠開基建圍。先立祖廳，定好中軸線，然後建房。在他手上，連年續建不間斷，待他的九個兒子長大了，子承父誌接著再幹。烏石圍經二十八年之久、曆三代之力方才竣工。
如此鍥而不舍，如此前仆後繼！因為，這是一個宗族的基業，也是所有族人共同的心願。
由蜀江村歐陽氏四世祖墓葬前的祭壇可見，祭祀祖先的習俗由來已久，不過，在宗祠出現以前，民間祭祖活動是在陵地舉行的。
秦漢時建於墓前或墓頂用於祭享的享堂、石祠，至宋代發展成為家廟；受帝王宗廟，尤其是唐代以後冊封元勳功臣、敕建祠廟的影響，以宗祠祭祖的形式逐漸進入民間，元代以後基本形成定製，明清時期達到頂峰，在北民南遷較為集中的南方更為盛行，幾乎村村建有祠堂。有的家族繁衍迅速，人丁興旺，分堂分房，別派別支，除了總祠以外，派有派祠，堂有堂祠，房有房祠，支有支祠，形成了支、房、堂、派、總的寶塔式祠堂結構，加上朝廷賜建的個人專祠和旌表修建的節孝祠堂，一些村莊的祠堂竟多達數十個。
於都縣馬安鄉的上寶村，現在僅有百戶人家，卻有祠堂十八座。在鍾氏總祠的後麵，各房派的分祠相依相偎，構成了一個罕見的祠堂群。夕陽下，我攀上總祠前正在建造的門樓一眼望去，一堵堵封火牆整齊地淩空排列，一道道黑色的簷帽略帶弧形自然地聳起翹角，層層疊疊的，煌煌然，那祠堂群分明就是半個村莊。
從我采風接觸到的隻鱗片爪來看，祠堂的興起，與兩位江西人很有關係。在宋代，婺源人朱熹在《家禮》中規定：“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名開始出現。但這時的“祠堂”還僅僅是“正寢之東”的祭祀場所，與住宅還未分開。在朱熹故裏，可以從史籍中找到祠堂的來路。婺源《清華胡氏族譜》卷六《家廟記》記載，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清華胡氏宗族胡升，“即先人別墅改為家廟，一堂五室，中奉始祖散騎常侍，左右二昭二穆；為門三間，藏祭品於東，藏家譜於西，飾以倉黝，皆製也。”這座“家廟”已初具祠堂的一些功能，並且已從居室中獨立出來，是“家廟”向祠堂過渡期的產物。元代休寧人趙昉在《汪氏世範錄·知本堂記》中記載，婺源大畈有一座建於元代的知本堂，是一座獨立的祠堂建築，不僅規模大，還具備了祠堂的各種功能，至少在婺源，是目前所見文獻記載中最早的一座名副其實的祠堂。
至明代中期，則因為一位貴溪人的提案加速了宗族製度普及的速度，元代民間自發創製的建祠之舉，演變成有組織、大規模的修建祠堂之風。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禮部尚書夏言上疏：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明世宗采納了夏言的建議，允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於是，引起了中國古代祭祖禮儀的一次大變革。從此，宗祠遍布天下。
作為全國曆史文化名村的流坑，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它對宗祠這一禮製建築的重視便是理所當然的了。人們在建房時，首先考慮的是祀祖的場所。明清住宅中，廳堂的上方均設祖龕，供奉直係近祖的牌位，每逢節日合家在此舉行祭祀儀式，實際上這就是一種簡化的家廟；每一房係、宗派，則設有自己的宗祠，供奉共同的祖先；全族形製的董氏大宗祠，供奉的就是全村的遠祖、始祖。
而在五代和北宋時期，流坑還沒有專用的宗祠，祭祖是在祖先的墓地前進行的。每年寒食節，村民們扶老攜幼前往祖墳前展祭，由於路遠，隨著人口增多，始覺得有所不便，後改在村中神廟老子宮中設主行祭。入元後，老子宮被毀，族人曾商議立祠，無奈戰亂頻仍，時事艱難，直到明洪武年間才遂了族人的心願，建起董氏大宗祠。此後，各房各派的宗祠和各類名賢祠堂相繼建成，每座祠堂不僅有專人看管，還置有祭田，以田租收入作修葺和定期獻祭之資。
從表麵上來看，興建宗祠似乎是為了祭祖的方便。但是，我以為並不盡然。墓地與宗祠的區別，是陰宅與陽宅的區別，是陰陽兩界的區別。也許，在人們的潛意識裏，他們更願意把已故的先人從冥界請回陽世，讓先人的魂靈端坐在陽宅之上。巍然聳立的宗祠象征著存在，而不是消逝，象征著複活，而不是死去。
曆史上建造宗祠之風在江西農村盛行，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有關，講究忠孝禮義，尊祖敬上。祖先崇拜被賦予了憑借血緣關係來教化並維係宗族內部團結的意義，從而實現社會道德的穩定，求得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諧。因此，人們在建造房屋時，首先考慮祀祖的場所。除宗族的總祠和房派的分祠外，在住宅的廳堂之上設神龕供奉祖先，使之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簡化了的家廟，這在江西各地的古村民居中司空見慣。
客家人的祠宇，便有專祀型和居祀型之別。前者即宗族或房派建造的專門用以祀奉祖先的祠堂，後者兼有居住和祭祀功能。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客家人更願意以居祀型祠宇相標榜，居然把自己的住宅幹脆命名為“祠”。
比如，寧都縣東龍村的百座祠宇就多為民居，非常形象地證明了人們對祖先一如既往的尊崇。祖先就是護佑後人、福蔭子孫的家神。當地人俗稱的“仁方公祠”或“百間老屋”，指的是“東裏一望”建築群體。仁方公祠始建於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曆時三年後竣工，它由祠堂、廂房、庭院、護牆組成。屋主人李仁方，名光恕，有由國學貢生贈儒林郎布政司經曆。整座建築群占地四千三百平方米，大門東向，前院花崗石嵌砌地麵，主體建築占地二千平方米，高八米，青瓦覆頂，青磚封火牆。分上下兩棟，麵闊三間，進深三間，東曰“東園”，西稱“西圃”。西廂房占地一千平方米，高六米，為兩層樓房；東廂房被焚毀後改建。它的四周皆砌圍牆，前院的花牆僅高一米多，視野開闊，牆外為水塘；而後院卻用青磚砌著高達五米的牆。據此，人們聯想到客家圍屋，判斷它受到圍屋建築的影響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