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魯德·威廉斯的夢想是把兒子帶到他能接受像樣教育的地方，有機會出人頭地。
我一九三二年六月初中畢業時，她儲在床墊底下的錢還不夠讓我們遷居北方。母親並沒有氣餒。她加倍努力，除了替好幾個營地的河堤工人燒飯和洗熨衣服之外，凡是有人給她工作她都做。那年整個夏天，她就像中了邪似的。其實我自己也一樣，因為我要幫忙工作，為五十個男人洗熨衣服、燒菜煮飯。
夏天漸漸過去，情況很明顯，在開學以前我們不可能攢到足夠的旅費去芝加哥。就在這個低潮時刻，她告訴我一個令我驚訝的消息：“你會繼續留在八年級，直到我們儲夠錢去芝加哥為止。”她不希望我成為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希望我就此開始賤役生涯。為了避免我未來走上那條路，她要我重讀八年級——有必要重讀多少次就重讀多少次。
大家都嘲笑我們。鄰居對她說，為一個肯定永遠不會有什麼出息的男孩如此日夜辛勞，簡直是愚蠢。我母親什麼話都沒說。隻是不停地工作、夢想，和存錢。她說：“在這場比賽中，隻要我們敢於自信能得勝，也有氣力去跑，我們勝利是必然的。”
在那一年多裏，母親的決心從未動搖，雖然連繼父也懷疑她這決定是否明智，她依舊不為所動。一九三三年七月，我們的積蓄加進了最後一枚飽染痛苦和汗水的銀元。她轉過臉去遙望北方和自由。
繼父盡力勸我們留在阿肯色城，警告說我們等於在跳火坑，又說到了冬天我們就會在寒冷的芝加哥街頭失業者行列裏活活凍死。我知道母親深愛我繼父，因此我相信這是她一生活中最勇敢的行動之一：丟下摯愛的丈夫，帶我踏上征途前往陌生的都市。也許她的心已碎，但我們登上火車時，她沒有絲毫猶豫。她愛我繼父，但更愛自由和教育。
我既興奮又充滿憧憬，也滿懷愛懼。那時我十五歲。一切從此改變了。
到了芝加哥，母親找到一份傭工。一年後，我繼父也來了。我進了杜沙博高中，以優異成績畢業。到了一九四二年，我計劃出版我的第一份雜誌《黑人文摘》。還有最後一道障礙：我需要大約五百美元，用來買郵票寄信給可能的訂戶。貨款公司願意借給我這筆錢，可是必須拿些有形資產作擔保。
母親因有我幫忙，設法買了幾件新家具，我請求她讓我拿這件新家具作抵押品去借那五百美元。和她朝夕與共那麼多年，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猶豫不決。她花了很長時間才賺夠買這些家具，可不想就此有去無回。我一再懇求，最後她說：“這件事我必須問問上帝的意見。”
連續將近一個星期，我每天一回到家就問母親，上帝有沒有說過什麼。她總是說：“沒有，我仍舊在祈禱。”於是我和她一起祈禱。最後她說：“我猜想上帝希望我這樣做。
到了一九四三年，《黑人文摘》已是暢銷刊物，使我有能力做我已經夢想多年的事。我請母親退休，對她說，以後她可以享福不必再工作了。那天我告訴她要把她的名字列入我私人的薪水名冊時，她哭了，我也哭了。那種重負盡釋的感覺，那種成就感——在此之前我從未有過，而從那之後未曾再有。
從一九一八年到她去世那天，足足五十九年，我們幾乎每天見麵或者用電話交談。無論我身在什麼地方，在俄羅斯也好，在非洲或法國也好，我每天至少打一次電話給母親。有一次在海地度假期間，為了打我每天的例行電話，甚至必須爬到電報電線杆上去。和我一起的人都笑我，但是母親了解我。
每當遇到困難，我都會打電話給母親，而她總會說：“你應付得了的。”
在那個也許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星期裏，有一天我對她說：“媽，你知道嗎，這一次看來我要失敗了。”
“兒子，”她說：“你盡了全力嗎？”
“盡了。”
“使出一切的力量？”
“使出了。”
“那就是羅，”她下結論，“隻要你已盡全力，便是成功了。沒盡力去做的才是失敗。”
她是個堅強的女人，身心皆是。我每一天都想起她，從而得到鼓勵與支持。
這是極例外的一次，也是讓我獲益終生的一次。
做富於創意的人——冀富創
四年前，一個赤日炎炎的周日的午後，我從蛇口的朋友家出來，兩個人又站在路邊閑聊了一會兒，我才招手攔了一輛出租車，告訴司機去市公安局。
當時我正業餘在成人教育學院學習，成人教育學院就在市公安局旁邊，一般搭出租車我總說去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大部分人都知道，等到了後再告訴他們在哪裏停，免得一開始就說成人教育學院還得費事解釋半天在哪裏。
沒想到等我坐穩後，司機卻問我：“你是去成人教育學院吧？”我有些驚奇，問他怎麼知道。他抬頭從倒車鏡中看看我，笑嘻嘻地說：“你去公安局幹什麼？報案吧，你又一副不急的樣子，何況手裏還拿著一疊課本，不是去教育學院去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