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思考：“普遍化”與“特殊化”
以上論述，無非是要說明，源自西方理論的一類概念、術語，無法直接套用於中國的社會文化。若未加理論辨析便直接使用，難免會發生解析中國問題上的困難。與“公共領域”一樣，引入中國問題研究的西方概念還有很多，如“市民社會”、“市民”、“階級”等等，到目前仍在被未加辨析地用於中國文學，尤其是城市文學研究中。當然，對於“公共領域”等西方概念，結合中國國家社會的具體情形，究竟應當提出哪一個漢語詞彙作為合適概念以代替之，這是一個複雜的史學、社會學問題，並不是本書的任務。
分析將西方概念直接套用於中國這一現象，可以見出中國學界使用現代性概念研究中國問題的深層弊端。中國學者對現代性進入中國，大都采用“斷裂性”理解。當然，現代性來自於歐洲社會，在進入鄉土中國之後自然會給中國的價值體係、社會模式、組織結構帶來衝擊，並迫使其改變；同時，對於西方來說，“斷裂”也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那麼，在東方，現代性所造成的與傳統社會秩序的“斷裂性”則更加明顯。但是，“斷裂性”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現代性本土化語境的消失，恰恰相反，“斷裂”所造成的現代性與本土性之間的衝突會更加劇烈，反而容易見出本土性的存在。這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借用西方概念時采用中國語境與中國立場的根本原因。不加分析的“斷裂性”理解，容易導致對於現代性在中國“完成狀態”的有害思維。在目前的學界，類似“公共領域”、“市民社會”、“日常性”、“階級”等等西方概念，如果去掉了它的中國背景與成分，無疑是將中國社會等同於現代性發達的歐美國家，而忽略了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狀態。比如我們的近代城市與城市文學研究，特別是對於上海的研究，大都是在與古代中國的斷裂中被人們賦予了“曆史終結”式的判斷，也即一部上海（包括文學）的曆史，隻是一部現代史，一部不斷獲得和已經獲得現代性的曆史，一種完成狀態，而忽略了上海近代形態是在傳統與現代性的衝突與融合中，以不穩定、不成熟的東方麵貌出現的。換句話說，東方的現代性並非統一和完整的，更不是完成狀態。對於文學來說，我們不能僅僅以新感覺派或早期海派的現代性來印證上海文學“已經完成”的現代性風貌。因為，如果照此理解，張愛玲小說的古典淵源（如《紅樓夢》、《海上花列傳》、《歇浦潮》）便無法說明。對於報刊研究來說，如果不能理解上海等城市近代的紳商社會形態與國民黨民族主義的權利空間，而歸結於西方式的“公共領域”，也就無法說明中國民族國家想象存在的特殊土壤。在談到現代上海文學時，張旭東認為“上海渴望由普遍現代性來界定自己的本質。然而它隻能在有關現代性本質的一係列海市蜃樓般的幻影中去拚湊這座城市起源的神話。與巴黎或紐約的現代社會文化相比，上海的城市文本主要表現為物質、社會和政治意義都處於分裂狀態和脆弱的現代性”。
與國內學界形成比照的是，西方漢學界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反而有某種“中國語境”的本土化傾向。與費正清、列文森等早期漢學家不同，柯文就反對把西方的介入“作為一把足以打開中國百年來全部曆史的總鑰匙”，而倡言把它“看成是各種各樣具體的曆史環境中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之一”。法國的白吉爾，美國的魏斐德、黃宗智、顧德曼、裴宜理、韓起瀾、盧漢超等人都從各方麵論及近代中國城市現代轉型的“過渡”狀態與本土背景，如“公共領域”問題、企業組織問題、階級的地域、幫會背景等等。各種情形，很值得人們思索。應當說，在研究中國問題時，完全采用西方概念，而放棄本土性立場，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問題，更為重要的症結在於一種心態：中國學者普遍存在急欲把中國放入全球化環境，渴望現代性已經完成的焦慮，即既在話語層麵上與西方接軌，同時也渴望中國社會與西方同步。這呈現出東方邊緣向西方中心靠攏的一種訴求。但是，一味采用西方立場，反而使這種焦慮更不易消除，更加表現出弱勢的一麵。
羅伯森在談到全球化理論時說：“存在適用於作為整體的世界的普遍性理論，會自動地導致文明（或者就此而言，導致社會的）獨特性減少嗎？我認為，對此問題作肯定回答的誘惑，是由於將理論的普遍性與經驗的同質性連同起來而產生的。”換句話說，我們隻是將“同質性”經驗推廣才得到了“普遍性”認知，卻沒有認識到異質經驗在普遍性中的位置。他認為，全球化既包含了源於西方的現代性“特殊主義”在全球的“普遍化”，同時也應包含已經成為“普遍主義”的西方現代性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化”。遵循這一思路，可以認為，在將西方概念套用於中國問題時，我們隻注意到了它在現代性移植中的“普遍化”，而沒有注意到其與本土結合的“特殊化”。這說明，本意要獲取中國研究的全球文化視野，但套用西方概念，恰恰不能獲得完整的全球文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