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多重“革命”內涵的重合與混雜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發展與文學批評的發展都伴隨著一個重要的背景，這就是“革命”的發生與發展，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批評語彙熏染了十分濃厚的“革命”色彩，清理這些術語和概念，就有必要專門檢討其中的“革命”意義，除了前麵幾章已經涉及的與“革命”相關的問題辨析之外，這裏專門討論一係列在“革命史”中發生衍變的文學語彙。
梁啟超的“革命”
從梁啟超以文學諸界“革命”拉開近代文學序幕，陳獨秀以《文學革命論》、胡適以《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拉開現代文學序幕，到以“革命文藝”為主旋律的新中國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就籠罩了十分濃重的“革命”色彩。同樣，從以“革命”作為文化與文學“時尚”的標榜到今天“告別革命”之後對所謂“激進主義”的質疑與批判，“革命”的命運起起伏伏、波瀾壯闊。問題是，貫穿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革命”的內涵究竟可能存在多少差異？我們今天對“革命”的頌揚或者質疑能否以一個籠統的“革命文化”作為基礎？這，都期待著我們對百年來中國文化與文學做更多細節性的揭示。
在筆者看來，解讀20世紀中國文學與革命的關係的最重要的起點應當是劃清“革命”之於政治、之於文化的不同的含義。同時，還應當看到，從晚清到當代中國，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甚深的“革命”也包括了多重不同的意義指向。這似乎正與“革命”一詞在近代中國複雜的生成過程相適應。
“革命”一詞，既是中國“古已有之”（一般認為其源自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與流行於近代留日界中的日文新詞“革命”大有關係，隻不過，中國傳統與日本文化在這裏的結合卻格外複雜。
《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基本意思是以武力改朝換代，“革其王命”、“王者易姓”，日本在譯讀了西方文明中代表曆史前進的revolution之時，啟用了中國《易經》中的“革命”一詞，日本雖然借用了中國《易經》以武力改朝換代的“革命”一詞，但日本“萬世一係”的天皇政治模式卻排斥了中國固有的“武力”內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尊王改革的意義，“革命”也就是明治維新的“維新”。這樣的理解不僅有別於中國《易經》的本義，而且也剔除了西方文明revolution中應有的暴力激進的一翼。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理解恰恰構成了梁啟超對“革命”的理解和理想。剛剛經曆了宮廷維新的梁啟超到了日本，首先引起他共鳴的自然是日本式的“革命”內涵。1902年的《釋革》一文，梁啟超考察了當時日文中所用的“革命”一詞，他結合日本的維新事實提醒我們：“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可駭耶？”
革命，也就是非暴力的變革，雖然這樣的思維在充滿政權顛覆意味、以政治關懷為基準的20世紀的中國並非主流。
不過，當梁啟超擱置政權更替問題，將“革命”引入文化建設與文學發展的層麵上加以討論，這也給我們帶來了從純粹思想文化的意義上認知“革命”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漸進的“變革”還是激進的revolution本身都不足以證明其思考是否合理，因為，思想文化問題本身就不是“暴力”所能夠解決的，同樣，非暴力的漸進式改革也不足以證明文化建設本身的成功與失敗，文化的發展與文學的發展最終必須通過其精神產品的“精神征服力”來加以確定，相對五四新文學而言，梁啟超文學諸界“革命”的局限並不是他不夠“激進”，不夠暴力，而是他尚未貢獻出具有更大藝術魅力的產品。在這裏，“革命”之於政治、之於文化的不同的意義，已經得到了比較重要的顯現。
“革其王命”
就是在梁啟超時代，出於對國內政治與政權的失望，對“革命”的暴力性的內涵的指認也已經存在。馮自由在他著名的《革命逸史》中這樣交代“革命二字的由來”：
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複”等名詞。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日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日，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