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的卷首語明確告訴我們，他隻是要從日本的“大眾小說”借鑒“大眾”這一名詞術語，並不是要借鑒日本小說的內容與創作主旨。他創辦《大眾文藝》的主旨：一方麵是要標新立異，推舉自己的創新意識；另一方麵就是拓寬“大眾”界域，與創造社“階級”規定下的“大眾”涵義相區別；第三方麵就是打壓創造社隻把自己看作“革命”、“大眾”的偏執囂張氣焰，讓“大眾”既不從屬於某個階級，又不失掉它應有的某種屬性，當然，這與日本“大眾小說”的原意就大相徑庭了；第四方麵，“大眾文藝”的提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針對當時提倡革命文學的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對五四新文學及魯迅、茅盾、鬱達夫等作家的批判、撻伐、打壓，試圖建立文壇霸主地位的強硬挑戰。由此我們明確感受到鬱達夫援用“大眾文藝”一詞，與革命文學思潮相悖而戰的決斷心理。若將革命文學思潮設定為主流意識形態，《大眾文藝》也許從卷首語開始，就已經容納了20年代那一代人的精彩與反動之意在其中了。那麼，之後引發的後期創造社的群起圍剿，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彭康專門針對鬱達夫主編的《大眾文藝》，於1928年11月作《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將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列為互相對立的地位：“大眾文藝，這‘大眾’兩個字的確是漂亮，因為大眾已不是‘小我’，在現在正要大眾鬥爭，大眾團結的時候，拿出‘大眾文藝’這個名字來是很可以迎合一般人的心理的。不過，這隻是迎合，其實還是從‘小我’出發的‘大眾’，而其用意是在用這兩個字偷偷替換普羅列塔利亞來攻擊革命文藝。”文中還直接指出鬱達夫“大眾”理論的錯誤：“這個理論的錯誤十分明顯，看過了社會上階級的分化，因而想抹殺文藝的階級性，這是與革命文藝根本地不能相容的地方，也就是鬱達夫在文藝上之所以反動的根本原因。”抨擊鬱達夫提出“大眾文藝”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維持自己原有的文學地位，進而維護“舊文藝家”的勢利：“我們在他的《〈大眾文藝〉釋名》裏看出了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為的是要掙紮自己在文藝界的位置，因為他以為現在的文藝給‘有些文藝團體’專賣壟斷去了。要奪回人家壟斷去了的文藝，便提出這樣的口號。”“但是在革命的時期中，文藝上的分化也是必然的東西，而這種分化使得新興文藝對於舊文藝不得不施以徹底的批判，在自己底發展過程中將它奧伏赫變。”
從彭康一係列的論斷看出，兩者思想碰撞的關節點在對“大眾”的理解和對文學地盤劃分的差異。
首先，所謂“舊文藝家”和“新文藝家”兩個集合概念，是革命時期對文藝的新劃分。“五四”時期的啟蒙文藝，沒有階級立場的文藝，缺少政治意識的文藝，都是“舊文藝”，也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文藝。而與之相反的便可稱之為“新興文藝”。在彭康看來，這兩種文藝既不可融合，而且嚴格對立。因此，在，“舊文藝”與“新興文藝”統領下，“大眾文藝”、“革命文藝”、“普羅文藝”填充其中，形成了兩個既相對立，又表麵相似的利益團體。表麵上看，好像源於對“大眾”、“普羅”含義理解的不同。而從本質上看，卻是文藝界定標準取向的理念差異。
在鬱達夫看來，“大眾”代表的是一個全體、群的概念，相當於英文的peo-ple。彭康也這樣認為：“大眾文藝的理論根據，鬱達夫自己也沒有說出來，他隻覺得文藝應是如此的。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根本立場在全民的民主主義。”彭康的分析其實比較客觀地揭示了一個最大限度的群體概念，即“全民的”，它包含了不同階級層次的群種含義。即便其內涵不變，外延的寬泛性業已足夠讓我們明確，鬱達夫倡導“大眾”，具有超出“階級”之外的更大空間和層次文化意蘊。這與彭康等一些革命人士所規定的“大眾”範圍相比，誰說不是極端對立的兩個概念，但從必須契合甚或附屬於“階級”、“革命”、“政治”內涵的意義上來講，其限定性詞源的自我來源，是有程度區別的。這種文化現象，相似於後來“國防文學”和“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口號的論爭，同樣是一個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問題的論爭。彭康們所說的“大眾”，是當時政治意識形態中僅僅包含了“工農大眾”這一有限群體的代名詞。其“大眾文藝”的範圍自然要與“大眾”、“階級”、“革命”、“政治”四者相結合。因為隻有這樣，才可以等同於“革命文藝”、“普羅文藝”。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階級”概念的引入使文藝有了一種新的闡述模式。
對於文藝階級性的認識，彭康和鬱達夫明顯呈示了不同觀點：“鬱達夫因為憤於文藝為某一個階級所隸屬，大聲疾呼地主張他的大眾文藝。他卻不知道文藝有階級性。”他認為“當時有許多想做官出名因而發財，卻還沒有成名的革命誌士，向我下了一個總攻擊，說：‘文學的大眾化雲雲就是欺騙民眾的德莫克拉西。文學與革命這兩件事情，應該由到外國留過一次學，懂得以中文來寫出外國字母的幾個來包辦的。日本馬克斯，或美國列寧的第幾章第幾節裏曾說過，隻許我革命，不許你革命，鬱某，你知道嗎？’我受了幾位革命老爺的這一番訓斥之後，當然是思所悔改了”。
彭康們認為“鬱達夫盡管不想利用文藝來做官，盡管沒有政治的野心，然而革命文藝應有而必然有政治意義”的思想觀念，確實證明鬱達夫在階級社會認識問題的保守性，尤其民族矛盾的尖銳化，使“階級”與“政治”更成為不可逃避的思維方式。如果鬱達夫依然停留在“五四”文學革命階段，革命派批判他“落伍”，就不能說是無中生有了。“革命文藝要把守階級的立場，這是第一要件。在中國現在的社會，階級分化很清楚，普羅列塔利亞正要努力團結作解放鬥爭的時代，一切都須有這個意識，一切都需朝著這個方向。”“革命文藝，普羅列塔利亞文藝，在中國的現階段，也不應僅限於描寫無產階級，更不必要無產階級自身來寫。”
在這裏，主要存在的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問題。鬱達夫廣義的“大眾”言說，不僅包含有產者和無產者；而且在無產者中又包含了農民、工人、學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彭康等革命文學家的“大眾”含義，卻把主體隻限定在工農階層。我們不能因此就確認鬱達夫的“大眾”是不革命的大眾，就連鬱達夫本人也是反革命的。從鬱達夫自身的思想立場看，他同樣具有革命意識、愛國意識、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盡管他作為一個民主人士，在積極熱情參與左翼革命的過程中，忘不掉“五四”人文傳統，甚至不期然地延續著“五四”人文傳統。但他仍然是革命的，是作為一個愛國者，伸展著自己的血脈，為國為民奉獻著自己的一切。也許這期間，他的言行中出現過“意氣之爭”、“勢利之爭”、“地盤之爭”的現象，那也是很正常的現象。人無完人，孰能無過？更不要說那些革命者，在既得利益受損之下，不也同樣表現出貌似革命，以勢壓人的“霸主”氣派？如果真有“之爭”存在，也是相互的，絕不是單方，更不是你贏我就必得輸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有些人以“意氣之爭”、“勢利之爭”、“地盤之爭”否定鬱達夫在《大眾文藝》倡導“大眾”的先鋒性與實踐性，也許偏頗。但是，如果一味遮蓋鬱達夫某種程度上的個人主義、狹小意氣的利益主義、風頭主義，也是對鬱達夫本質認識的偏差祛魅。
認識問題中有一個關節點我們不能忽視，就是鬱達夫和魯迅同有的正義性和正直性。他們透過所謂的“革命”、“階級”口號，隱約嗅到了人性卑劣的那一麵：“這局麵當然不能持久，到現在就有多數的民眾，起來工作，想要把大多數的民眾的幸福利益，仍複奪回來由大多數的民眾自己來主張。殊不知事有不巧，到了這工作將走上完成的初步的路上去的現在，又有一批新的軍閥官僚和資產階級冒出來。當然這一次的新軍閥新官僚和新資產階級，比起以前的舊軍閥舊資產階級來，數目要增加一點，說話也漂亮一點，然而試問我們犧牲的目的，改造的目的，是否僅僅隻止於此？”這是鬱達夫於1927年2月1日在《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6期上發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學》一文，是在1927年1月發表《廣州事情》之後再次發表的政論。這一點，魯迅在後來的“兩個口號”論爭中也提到類似的觀點。從這篇文章我們看到，鬱達夫所言或許有暗指性，針對的是創造社後期同仁對他的批評。
2.《民眾》期刊的“大眾”追求
對於鬱達夫發表《廣州事情》和憤然退出創造社，曾有不少學者認為鬱達夫是“意氣之爭”、“勢利之爭”。筆者以為不完全是那樣。鬱達夫為什麼非要爭？難道他就是為了爭一個“地盤”？國之大，又何須非得一棵樹上吊死？其實我們應該從“意氣”的背後更真實的看看鬱達夫究竟要堅持些什麼，爭些什麼？
1926-1927年，是鬱達夫思想最為激烈也最激進的時刻。國家的現實，民族的生存，使他更加希望自己要堅守一個知識分子的道義美和良知感。他看到隻有“民眾”才是國家變革和民族生存的核心，“是應該代民眾說話的時候，不是符合軍閥官僚，或新軍閥官僚爭權奪勢的時候”。於是，1927年9月鬱達夫參與了《民眾》旬刊的編輯工作，並在《民眾發刊詞》中寫道：
中國目下的民眾一點兒勢力和意氣都沒有。在馬路上能看見的隻是軍人和做官的，民眾的事情、民眾的存在是哪兒都見不到的。但這些軍人和軍官乘坐的車是誰在駕駛，是誰製作的，他們吃的米和蔬菜又是誰栽培的呢？是誰在勞作？連一舉一動也要被收取稅金和捐款，那是憑什麼？
在目下的中國，社會意識上民眾是不存在的，利益享受上也是沒有民眾應得的份兒的。但在社會最底層常常受到壓迫剝削的卻是民眾。大多數民眾所受的苦難和壓迫，要比革命以前來的加重。他們受著苦，卻無法叫喊，在目前，即使有危險和苦難，即使受到剝削，也無法分辨清敵人究竟是什麼。
我們是幾個既不懂得說謊，也不懂得掩飾醜惡的純真的孩童，我們想用微弱的視力和不太伶俐的口齒，赤裸裸地喊出我們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我們是被壓迫、被剝削的民眾的一分子，因而我們相信我們的呼叫是公平率直的。我們必須喚醒民眾的醉夢，使民眾的地位得到增進，使民眾革命得以完成。我們大多數是被壓迫者，是未來大革命的創始者。革命的民眾呦，團結吧！
文中“民眾”一詞的貼切運用，欣然可見其呼喚民眾覺醒、甘灑熱血的愛國愛民思想。這說明，鬱達夫創辦《民眾》雜誌的動機，完全基於促進民眾的抗爭覺醒情緒，尤其是讓大多數農民重新認識自己，認識革命與壓迫等問題。從那時起，鬱達夫堅持革命，從底層做起，不再空喊幾個無產階級口號。民眾成了他創作的表現主體，革命的依靠對象。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民眾的代言人，而不是教導者、代替者。這時，他和魯迅站在郭沫若、成仿吾、彭康等“革命集團”對麵，以一個純粹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觀照著“革命”文人身上膨脹的霸道霸氣、服從妥協性，思考著革命陣營，有人利用大眾而產生新官僚階層的悲哀性。
《民眾》雜誌的創辦可以看作鬱達夫早期大眾意識的萌芽階段，《大眾文藝》承接、延續了《民眾》雜誌的思想意識，並把民眾概念範疇由農民擴展到了全體民眾。比較兩刊發刊詞，《大眾文藝》明顯汲取了《民眾》由於激昂、超前導致失敗的教訓，態度語氣平和了許多。從《大眾文藝》上卷前6期的文本中，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讀出以鬱達夫、魯迅為代表的“大眾”文學取向：
首先，《民眾》雜誌的重心在“大眾”上，它的含義基本等同於英文中的people。中文的“一般讀者”、“社會分子”“不單是懶惰的資產階級，凶悍的軍人階級，和勞苦的工人階級而已。而我們中國的新文藝，描寫資產階級墮落的是有了，諷刺軍人的橫暴殘虐的是有了，代替勞動者申訴不平的是有了，關於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感情，農民的苦楚，卻還不見有人出來描寫過，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的新文藝的恥辱”。其中四種不同類別的人群組合，便是他著意關注的“大眾”。
3.《大眾文藝》的精神焦慮
《大眾文藝》的側重點放在何處？從“文藝”視角看，“大眾”隻是“文藝”的一種限定性方向，並不能決定文藝的性質。“以近幾年的流行來看，詩歌的時代，仿佛是已經死去了的樣子，不過天地有情，萬物有靈，人的真性靈不死，詩歌是絕不會死去的。”可見，鬱達夫的《大眾文藝》編纂路線、文藝傾向、創作宗旨，基本上還是延續“五四”人文傳統，力圖把創作與個性、性靈、情感、時代等聯係起來。盡管他的“大眾文藝也沒有多大的野心，不過想供給一般讀者以一點近似文藝的東西而已”。但“近似文藝”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雖然沒直說，卻給我們一種暗示，隻能“近似”，不能“就是”，這就是鬱達夫當時的現實境遇，也是他在壓力之下難以言說的無奈與妥協。這也就從另一側麵為我們揭示了《大眾文藝》與“五四”啟蒙文學之間存在的必然差異性。這其實成為鬱達夫潛在而深刻的一種矛盾，既想用《大眾文藝》打開一片革命文學的新天地，以實現與“大眾”最現實、最親切的融合，打造出一種超越於。五四“文學的新人文品種；卻又不能忘懷”五四“人文傳統的輝煌，心甘情願地把文藝附著在”階級政治“的身後，使文藝變成”革命“的附屬品。焦慮與矛盾的整合結果，就使《大眾文藝》成為附屬於”大眾“的東西，翻譯介紹”大眾“之作占據了重要位置，而本來要突出的”文藝“卻在”五四“人文傳統的延續下，走向了回頭路。由於鬱達夫”大眾“思維的模糊與理解大眾文藝的局限，使他對”大眾的內涵與外延沒有了嚴格的界定。對幹什麼是大眾文藝，如何創作大眾文藝，他們沒有經驗，隻是在摸索中前進。結果是，《大眾文藝》除翻譯之外，鬱達夫創作了9篇，其風格基本上沒有超越27年前的創作。《大眾文藝釋名》第1卷第1期；《盂蘭盆會》（小說）第1卷第1期；《編輯餘談》第1卷第1期；《通信兩件》第1卷第3期；《在寒風裏》（小說）第1卷第4期；《編輯談餘》第1卷第4期；《馬蜂的毒刺》第1卷第5期；《最後的一回》第1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