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左翼文藝而言，這是一種文藝發展的標識或說是勝利，而對於鬱達夫以辦刊延伸發展“五四”人文傳統而言，卻成為一種明顯的倒退或諷刺。我們不能苛求那個特殊的年代，但我們也絕不能抹去文藝最初被政治淹沒的那段曆史。雖然是小小一個名詞術語，卻蘊積了一個時代的風雲。《大眾文藝》雖然前後期僅出版11期，卻把兩個時代的文藝傾向、創作宗旨作了截然相反的兩個轉彎。從鬱達夫初創期的模糊意識，到陶晶孫改版後的躍出輝煌，“大眾”都表演了它的極致。由此也讓我們看到了它存在的價值、意義還有其局限。
總之，“大眾”之於20世紀現代中國文學，已由最初的名詞術語，逐漸轉型流變為一個文藝運動。《大眾文藝》最早負載著延伸“五四”人文傳統的重任，借火於日本“大眾小說”之名，企求燃燒出一個“全民”意味的“大眾”接受“場”。然而，“文學革命”悄然變換的“革命文學”運動，卻在自覺意義上引領了“左翼”文學潮流，尤其陶晶孫接手《大眾文藝》之後，更將“大眾”討論推向了高潮。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進一步改變了《大眾文藝》的辦刊方向，並使“大眾”具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話語張力。“大眾”話語在曆史轉型過程中，盡管話語主體千變萬化，然而，話語的含義卻呈現出某種內在的擴充融彙脈絡。在中國文學現代性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出現的《大眾文藝》傾向及其“大眾”話語討論，都證明我們無法背離現代性語境與環境。“大眾”具有的本土身份，導致其自身曆史變遷的社會文化價值不能丟棄。《大眾文藝》借助翻譯興起的“大眾化”熱潮，影響改變了國人的常性思維和價值判斷，這使特定曆史階段生發的文化變革成為一種時代必然。
文學在20世紀獨具“政治隱喻”色彩，它使我們對於左翼文學的描述與“大眾”討論，常常帶有不同程度的無奈與製約。當我們考索“大眾”與文學的關係時，看到“大眾”意義在各個特定曆史階段不斷地轉型流變，“大眾”話語紛呈各異，左翼文學創作在不同層麵因“大眾”話語而顯像於社會各階層。“大眾”在不同曆史階段、不同發展時期的定義、描述，都將“大眾”這一形象烙印腦海。然而，每一次複製與生產，都彌漫了嶄新的內涵與外延，延伸出新的互動鏈接。在“大眾”這一宏大命題中，我們對每一階段的梳理，都訴求著曆史性、社會性、文化性、現代性的接軌。
總而言之，左翼陣營內部的張力增加了“大眾”問題本身存在的複雜性，“大眾”這個政治雪球也借時代的變遷越滾越大，亟待爆炸。“大眾”問題的關注與討論，在鬱達夫辦刊期間，僅隻局限於文學內部。但到30年代，“大眾”問題已經過渡為一個徹徹底底的政治問題，大眾化也成為普羅文學內部一個極關鍵的問題。普羅文學的性質，決定了“大眾”內涵外延的階級性，也決定了大眾文藝要成為普羅文學的一部分，就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大眾”意識與“階級”意識在自覺意義上的有機結合，很快成為一種整體的、難以區分的思維方式，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性質的形而上的隱形存在。階級化的“大眾”，逐漸成為階級對立劃分的界限。大眾文藝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不再是大眾的文藝，也不成其為大眾的文藝，變成了教導大眾的文藝。大眾化問題也開始走向“大眾”和“知識分子”二元對立窠臼，形成文藝大眾化運動結構性調整的根本性轉變。但是，《大眾文藝》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大眾”前後期不同傾向的設定，功績不可湮沒。沒有鬱達夫對“大眾文藝”的引入和陶晶孫對《大眾文藝》的再次規劃和建構，文藝大眾化運動可能難以展開，或是展開得不理想。《大眾文藝》前後兩卷，盡管流動變異，充滿雜音、爭鬥、批判、妥協，卻相互為衣而體，不斷發展。“大眾”之聲高低相間，幾經磨礪，終成正果。有缺陷、有嘈雜；有遺憾、有建設……無論有什麼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大眾”流變的所有過程，早已經在經曆之中就變得非常有意義和價值了。
第五節 “人民”與“人民文學”之衍化
“平民文學”
20世紀初，文學理論界就“人民性”以及“人民文學”等概念展開了激烈爭論，《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爭鳴》等都發表了相關批評文章。這一概念的發生、接受、變異過程的確值得梳理。
追溯還應回到近代。政治、經濟、文化的幾重危機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新的、有力量的思想支撐。1895年以後，“群”的概念在中國士大夫圈中開始變得重要，它表達了時人對“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和渴求。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即期望通過對民眾群體的改造而建立新的政治社會秩序。這時“民”的所指還是模糊的民族“大群”。隨著五四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思想的深入了解，“改造國民性”逐漸由“群體”而指向“個體”。“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顯然是其共同的心理願望；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則幾乎是其共同的情感狀態。而另一方麵，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此時已在中國傳播並產生重要影響。無政府主義者以“平民”的代言人自詡，而在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則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民主（Democracy）”一詞譯為“平民主義”或“庶民主義”。知識分子是把對民眾個體的啟蒙姿態和對民眾整體的崇拜信念裹挾在一起的。
與此相呼應的是“平民文學”的提出。周作人、胡適、陳獨秀都對“平民文學”作出過闡釋，盡管內涵別有況味。胡、陳二人對“平民文學”的認識基本一致，那就是普通老百姓用民間語言創作的文學，對下層民眾的崇拜信念顯而易見。這種將社會階層、職業、道德判斷同構的現象在當時很多知識分子身上都有體現。而周作人雖有對“平民”創造力、生命力的肯定，但言語謹慎而警惕。從“群”概念的受重視，到胡、陳的“平民文學”，知識分子在自己推動的一係列激進思潮運動中，被逐漸剝離出“平民”範疇。
“大眾文學”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逐漸建立起自身的理論體係。陳獨秀聲稱在這個世界上“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李大釗則指出：“隻有無產階級的平民政治才是純化的平民政治，真實的平民政治，純正的平民政治。”無產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滲透到“平民”概念中。“平民”越來越等同於“勞工”、“勞農”或者“勞工階級”。隨著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對民眾群體性力量的肯定和崇拜終於找到合法而有效的途徑得到張揚和傳播。中國現代文學從此分出兩條道路：在“人”中區分出“勞工”，在“人的文學”中滋生出以勞工為代表的“大眾文學”。“人民文學”的最初形態自此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