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眾文學”發展過程中一直麵臨著如何大眾化的問題，其實質則是“階級性”的問題。成仿吾指出：“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而“左聯”理論綱領這樣寫道：“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了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些文章、宣言無不鮮明指出了此種文學的無產階級屬性和它的革命性、批判性，或者說強調了其“人民性”。研究俄國文學的專家認為對中國“人民性”概念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別林斯基的闡釋。他認為“人民”是指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眾或階層。文學必須表現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寫農民的命運。文學的人民性在於無情地批判統治階級，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願望和利益，在於真實而深刻地描寫現實生活。
“工農兵文學”與“人民文學”
但當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到40年代，一些無產階級文論家對“勞工”進行了重新審視，質疑其道德合法性。王實味就曾指出：“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肮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胡風則提出“精神奴役說”，認為三四十年代存在一種將人民抽象化、理想化傾向。他也很反感將知識分子從人民中間抽離出來另眼相看的命題。這些質疑是當時一片“歌頌”、“讚美”聲中值得珍視的聲音。但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不太可能讓討論深入下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加強的是“勞工專政”的這種新的政治秩序，《講話》指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並提出文學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問題。“工農兵文學”是無產階級新政治文化構想中的圖景，在一定情勢下有可能演化為一種壓抑性力量，扭曲當下的文化狀態。
全麵實現“工農兵文學”是在新政權建立以後。1948年，《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專辟“人民與文學”，紛紛提出“人民文藝”、“大眾文藝”或者“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等口號，並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成為事實。《人民文學》更以國家最高文學刊物的姿態宣示了新文藝的正式名稱——人民文學。文藝的人民性獲得嶄新的內容和無限可能性。但問題並未消失，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究竟是怎樣的形態，是否已經建立起來，卻逐漸由不證自明轉為一個尚且存疑的問題。毛澤東對周揚署名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批示和修改，即是證明，它透露了“人民文學”發展過程中日益加強的“清潔”思想。但也有部分文學理論家試圖拓寬日益“幹淨”的文學理論世界。“大連會議”上，邵荃麟提出重視對“中間狀態”人物的創造，試圖打破“人民文學”將階級性與道德性同構的做法；周揚則試圖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替換“工農兵”概念，以削弱、模糊其階級規定性。
“底層文學”及其他
“文革”時期，“人民性”成了在文藝領域內搞修正主義的標誌而成為“禁區”。新時期文學與文論的複蘇正是從對“文革”文藝理論的反思開始的。到了80年代中期，“人民”、“人民性”等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概念逐漸淡出人們視野，“文學重返自身”、“文論回到自身”等成為重要命題。但到了90年代，這些觀念卻又受到多種力量的挑戰，人們對審美活動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再次成為一種文化政治。尤其是文化研究的興起更是把“階級性”和“政治性”等術語又重新迎回到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概念家族中。創辦於海南的《天涯》雜誌就以“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定位而得到文學界的認同。與此相呼應，文學界在90年代中葉興起了“現實主義衝擊波”，緊接著20世紀初“底層文學”逐漸成為文學主流，“人民”、“人民性”“人民文學”等概念因文學自身的發展而再次引起文藝理論界的關注。
目前文藝理論界對“底層文學”及相關概念的認識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將“底層文學”視作“左翼文學”傳統的續接，強調其階級性和批判性。
第二，對由“底層文學”引出的相關概念的討論，如“人民記憶”、“文學民族性”等，張頤武提出“人民記憶”是普遍文化底層中的語言構造，是一個民族語言/生存的核心。它是其重新尋找自身新話語的關鍵，也是抗拒第一世界文化權力的唯一重要的方麵。“人民”概念的提出原本就與現代民族國家想象聯係在一起。麵對更發達國家，民族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自然會對普通民眾產生崇拜感，相信其身上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把“底層文學”當作文學克服自身危機而尋找到的另一條道路。如陳曉明就認為，底層文學的一些小說把“人民性”的表達變成一種美學表現策略，運用突然轉折的情節和技巧，尋求從表達“苦難”壓抑性的結構中逃脫的途徑，形成當下小說藝術表現的審美脫身術，並形成小說特有的藝術效果。
但在消費主義理念中，“人民大眾”則被奉為消費鏈條中的“上帝”。無論是大眾傳媒還是大眾文學，都擺出一副“平民”姿態，“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它們共同的包裝策略。傳媒與消費主義共同製造的“萬民同樂”假相與“底層文學”構成某種乖張關係。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必須正視幾個問題。第一，“人民”與“階級化”問題。而最敏感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階級歸屬問題：知識分子可否成為“人民文學”的表現對象。這個問題從最初的“平民文學”到今天的“底層文學”一直存在。我們倒認為，周作人提出的“普遍與否，真摯與否”的“平民精神”不妨加入到今天對“人民性”的思考中。第二，“人民文學”與“啟蒙”的關係。“人民”作為群體的代表，很容易因“大多數”而形成某種道德上的優勢，各種力量往往容易對其產生功利心理。誰贏得、擁抱乃至獻媚於人民，誰就會獲得某種神奇的力量。但政治上的合法性、強勢狀態可否替代文化、倫理價值上的合法性呢？苦難的接踵而至，是否就可以促使我們將“底層”迅速詩意化，而忽略“個體”的差異性呢？第三，“人民文學”與“民族化”問題。“人民文學”的形成發展本身就與現代民族國家想象緊密相連。“人民文學”形成之初就在為這種想象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我們質疑“人民文學”政治功利色彩的時候，同樣不能否認它曾是家國離亂、民族危亡時不少“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故鄉，也是“人民”得以言說的話語空間——因為它的中國根性和民族氣息。
因此，我們認為必須正視糾纏在“人民文學”中的這三個問題，才能構築起一個足夠寬廣的平台，讓文學理論批評走上良性循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