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一個口號的曆史考察：“寫真實”
作為一個已經退隱的文學口號，“寫真實”已經被很多人漸漸遺忘。單從字麵上看，這個口號確實不具備理論性，它所指的是對創作的某種藝術期待或要求。由於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中“現實主義”思潮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它已不是一個空洞的能指，曆史已經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已經構成20世紀現實主義思潮在中國演變的一條顯性線索。
口號的誕生
現在，很多人已經認同這個口號是由斯大林首倡，而由胡風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的報告》中首次引入。這個文本於1955年1月30日作為《文藝報》第1、2期合刊附冊公開出版，據說是供批判用。原文如下：
拉普派底指導“理論”是：要求作家首先具有工人階級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要求作家用“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去創作。拉普派的統治對那以前的蘇聯文學起了嚴重的危害作用，為了清算拉普派底這種“理論”（當然還有作為這“理論”底原因和結果的宗派主義），斯大林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那本質的意義就包括在斯大林底談話裏麵：“寫真實！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罷！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藝術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實，他就會達到馬克思主義。”（見《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速記錄》，我當時是從日文介紹讀到的。）
胡風的這段表述至少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寫真實”並非他所獨創，而是由斯大林首倡，這也許本身包含著胡風的政治策略；二是表明“寫真實”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係之密切，點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本質就是“寫真實”。從口號的誕生上來看，胡風的轉引被後來的很多人證明是不實的，有代表性的是吳元邁和程繼田的考證。吳元邁對這個懸案主要是通過曆史回顧來表述的：
1932年10月26日，在高爾基的寓所裏舉行了一次文學家座談會……斯大林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會議的參加者很想聽聽斯大林的意見。“寫真實”的問題，就是斯大林在同作家的談話中提到的一個問題。可是1946年蘇聯開始出版的《斯大林全集》（十三卷集）裏並沒有收入斯大林的這次談話，隻在第13卷的“年表”裏，簡單地提了一句：“斯大林在這次談話中稱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至於有關“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問題，則隻字不提。
而他對斯大林關於“寫真實”的提法則是在《K.捷林斯基回憶錄》中找到蛛絲馬跡的：“藝術家首先應該真實地反映生活。如果他不能真實地反映我們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覺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會主義的東西。這就是社會主義藝術，這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段話雖然不能證明胡風所點明的第一點，但可以證實胡風所要點明的第二點，也是關鍵的一點，即“寫真實”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密切關係。
程繼田則進一步對“寫真實”口號的起源作了探究，基本上澄清了這個口號從一出生就引發的小小誤會。“寫真實”，並不是斯大林的原話，而論述者的話。關於斯大林論述“寫真實”的中文譯文，最早見於李相崇譯的葉爾米洛夫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一文，那段譯文是：
寫真實——斯大林同誌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本質問題就是這樣回答的。
“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吧！如果他能以高度藝術形式反映生活真實，它就一定會達到馬克思主義。”（見《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與蘇聯文藝學問題》，時代出版社1952年版）
這裏，寫真實也沒有冠以引號，是作家根據斯大林的意思概括的話。後來胡風在他的《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裏也用了這段話，並以此作為他的“寫真實”論的主要理論根據。他說，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本質意義包括在斯大林底談話裏麵：寫真實！讓作家在生活中學習罷！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藝術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實，他就會達到馬克思主義”。
胡風還在這段話的後麵注明“見《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速記錄》”，他是從日文讀到的。然而，如前所述，俄文版裏，在“讓作家向生活學習吧”之前，並沒有“寫真實”三個字。這就可以看出，那種認為斯大林提出“寫真實”口號的說法，是缺乏有力根據的。
吳、程兩人的考證過程，在表麵上否定了“寫真實”這一口號是由斯大林首先提出來的，對胡風的引述字麵意義上進行了推翻，而從考證的實際內容上看，他們又見證了斯大林對“寫真實”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的認可。從斯大林本身作為一種政治符號的象征來看，“寫真實”一詞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政治性話語”與“文學性話語”這兩種話語的合流與對抗之中，而隨著“現實主義”這一概念在中國的不斷改寫而遭遇了一種特殊的語境。
“寫真實”：政治話語與文學話語的合流
至今仍然沒有人能夠為“現實主義”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以至於它被冠以多種前綴，而產生無窮無盡的意義，被稱為“無邊的現實主義”。但毫無疑問的是，在作為敘事的一種基本原則來表述人與世界的關係時，“寫真實”早已成為它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當故事發生在中國的時候，情形就變得特殊起來。“現實主義”基本上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最具影響力而又最曖昧的詞語，成為人們無法逃避的話語圈：一則因為沒有人能逃離生活本身而存在，追求所謂真實已構成人的某種本性和價值；一則因特殊的政黨與政治利益的需要以及政治生活在現代中國的主導性地位。所以現實主義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寫真實”口號能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話語，具有曆史與現實的必然性。
這個口號在其知識的來源上確實有著過於複雜的過程，為了弄清脈絡，我們還是從胡風那裏開始。
胡風引述斯大林語錄，提倡“寫真實”，其意圖之一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現實主義觀。在他看來，作為審美範疇的現實主義，其核心內容就是“寫真實”，而怎樣才算達到了“寫真實”的目的？他說：“任何內容隻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後才能成為生活的真實，隻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後才能進行一種考驗，保證作者排除那些適合自己胃口的歪曲的東西，那些同於某種計算的人工的虛偽的東西（更不論那些生意眼的墮落的東西）而生發那些內在的真實的東西。”這一敘述大概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脫離敘述者的純客觀“真實”是不存在的；二是“真實”就是敘述者所表述出來的真實，即通過主體過濾後的現實。對於怎麼“寫真實”這個問題，他又提出自己看法：“一方麵，曆史是（人民）創造的，另一方麵，文藝是寫人的，如高爾基所說的是‘人學’。脫離了精神，就不能在真實性上寫出人來。”細讀之下，可以看出胡風所提倡的“寫真實”仍然與“五四”時期提倡個性解放的人道主義啟蒙思潮有著淵源關係，那麼胡風的現實主義觀仍然是“啟蒙現實主義”。如果說胡風仍然代表著“五四”時期的啟蒙現實主義觀，那麼我們作一次曆史的回放，看看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何種情形下選擇了“寫真實”。
對從西方引入的現實主義思潮進行話語實踐，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的。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包含著複雜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