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在第三次文化會的報告中繼續批判“寫真實”，強調傾向性與階級性，並把“寫真實”劃在修正主義的範圍內。從1958到1960年的文學界，廉價浪漫主義、虛假浪漫主義的作品成為主潮，文藝界完全淪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場所。直到1962年，邵荃麟提出“現實主義深化”，再次為“寫真實”正名，現實主義精神才稍有回複。隨即“現實主義深化”挨批，寫了“中間人物”的作品被打倒，直至1966年2月在江青等人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寫真實”被作為“文藝黑線專政”的“黑八論”之首被徹底批倒。
這一次反抗以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全麵勝利而告終，這個時候，公認的真實性就是政治性，而且政治性也可以代替藝術性。重返“真實”已然成為一種被壓抑的文學願望，沉寂在動亂的歲月中。這一段曆史若幹年後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塊傷疤，而對於這一時期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劉震雲完全否定了其中的現實主義意味：“50年代的現實主義實際上是浪漫主義，它所描寫的現實生活實際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對生活中的人起著毒化作用，讓人更虛偽，不能真實地活著。”
走向曆史隱退：“新寫實”浮出地表
“文學恰恰是一種不能夠接受真實性檢驗的言語，它既不真實也不虛假，因而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末，“寫真實”與“現實主義”又重新回到新時期學術界話語之中，其導火線是劉賓雁發表的《人妖之間》。這篇作品的發表立即引發了學術界對“寫真實”等問題的討論，《紅旗》、《北京文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多家刊物組織了關於“寫真實”問題的討論，各地的文聯組織也紛紛召開相關的研究討會，“寫真實”與“寫本質”並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成為文學界與理論界的最熱門話題，主要是為了“撥亂反正”，大概可分為三派觀點：（1）周忠厚、暢廣元、譚好哲等人認為“寫真實”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要求，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反映了真實也就是反映出了生活的本質；（2）李玉銘、計永佑、程繼田等人認為“寫真實”容易導致創作中的自然主義傾向，文藝必須反映生活的本質，而不能僅限於描寫生活；（3）程代熙、陸貴山則認為“寫真實”固然重要，但也不能隻是寫真實，要注重現實主義文學中的真善美統一。
總體來看，理論界對“寫真實”已經達成共識，多數文章肯定了這一口號的正確性，指出它是現實主義的核心，雖然在細節上有差異，但已經能進入文學語境中對問題進行探討了。王蒙在《是一個扯不清的問題嗎？》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總結：
文學的真實性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藝術的說服力的問題。一部作品要感人、吸引人、教育人，首先要使人信服……我們不應該把真實當作文學作品的一個唯一的、無所不包的評斷尺度……文學需要真實，又不僅僅需要真實。文學還需要崇高的信念，深層的思索，大膽的想象；文學還需要激情，需要是非心與同情心；文學還需要鮮明生動的形象，精湛完美的藝術形式……我們在探討文學的真實性的時候，還應該注意各種文學流派……從廣義地說上來說，我們是堅持文學要反映生活的現實主義精神的，但我們絕不能望文生義地、輕率地否定其他流派和風格。
李凖則從理論上對“寫真實”進行了分析，基本上點明了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前途：“一個文藝作品能否達到‘本質的真實’，關鍵在不在於它所描寫的是一些什麼樣的社會生活現實，而在於怎麼寫。”經過這一番洗禮，“寫真實”等問題在表麵上似乎得到了解決，而實際上這種解決隻是一種還原，解決問題的前提本身也是建立在“寫真實本是現實主義題中應有之義”這一無需證明的前提之下，事實上這個過程宣告的隻是“文學話語”在“政治話語”壓迫之下的某種解放。
既然這是一個不證而自明的問題，那麼之前的問題都可以稱作“偽問題”了。“寫真實”這個口號作為一個曆史過程，已經成功地完成了曆史使命，逐漸走向隱退，而現實主義在中國所遭遇的問題似乎更加複雜了。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新寫實小說”創作熱潮，這表明現實主義作為基本話語的重返，但是這種重返卻並非是從原來的起點出發，而是一種語言本身的元話語敘述。可以說，現實主義在當代文學的改寫中有這樣一個經曆：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對現實主義進行了規約；20世紀80年代初的人道主義精神對現實主義進行了“再啟蒙”；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所指”概念的引入，對現實主義進行了一次“還原”，而在還原的過程中對“真實”這一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我們會發現，其實一切都已經不一樣了。從“寫真實”中的“真”到“新寫實”中的“真”，實際上對傳統認識論中的“真實”範疇作了一次顛覆。正如南帆所說：
批評家將“所指”作為以往客觀真實的代替，這是對“真”的涵義作出了相當徹底的顛覆……“真”的傳統認識論遭到了強烈的排擠，傳統認識論的基本術語——例如，主體、客體——以及“真”在文學批評中派生出來的一係列亞代碼黯然失色。笛卡爾以來認識論的中心位置遇到了“語言轉向”的強大挑戰……不可否認，讀者同樣能夠在文本之中得到“真”的體驗，但這並非文學摹仿了現實，而是文學吻合了讀者的期待。因此文學並未出現傳統意義上的真實，巴特將這種狀況稱之為“真實效果”。換一句話說，真實與否的裁決不是文學與現實之間的相互衡量，而是語言與讀者期待之間的相互衡量。
同時人們也意識到，科學的有效範圍也不是無限的，它也隻是一套認知體係，在麵對所有的問題時，它也表現出自身的局限性。這一切在無形中消解了人們對作為“真理性”範疇的“真實”的崇拜。在這一曆史瞬間，人們建立在此之上的價值觀出現了分裂，走向消解。
事實上，對於“真”的理解的轉向，也意味著“寫真實”由“寫什麼”向“怎麼寫”這個問題的轉變。那麼，對“寫真實”的追問已經轉向對語言本身“可理解性”的挑戰，這就意味著關於“真”的理論出現了認識論上的衰竭，這一事實後麵就包含了文學曆史語境的改變，即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之間發生了巨大的理論跨度。這一番反複論證，一來證實了“寫真實”確實已經成為“新寫實”語境中的“假命題”，二來也表明了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範式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正遭遇著另一種未知的命運。
如前所說，“寫真實”口號在一次次曆史事件中促使了現實主義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進行不斷地改寫，文學也由“政治性話語”向“真實性話語”轉變，但現實主義的未來卻不在作家或理論家們的預測之中，而且其中情形愈發微妙。它將走向何方？這也許就是下一個等待著文學去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