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梳理的是歐洲人在這一問題上走的路線。從古希臘開始，歐洲人的這一路線有輕也有重，但主要的路線是重，因為承擔著基督教的信仰。按照劉小楓的說法，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神，人的肉身因承擔著這個神而變得沉重。
但到了19世紀，上帝死了，神給人的肉身強加的重量消失了。隨後，出現了兩條路線。
第一條路線仍然是沉重。上帝死了，這個源自神的重量消失了，但盧梭這樣的先哲和羅伯斯庇爾這樣的統治者重新給人找到了一個重量，即國家、民族等人類共同體的共同意誌。
第二條路線是輕逸。上帝死了，而一些人還看到，人類共同體的共同意誌最後總要成為少數統治者的意誌，於是他們不再承擔這兩種重量，他們認為，肉身就是肉身，什麼都不必承擔，從肉身的感覺中去尋找生存的意義就可以了。
第二條路線正逐漸成為現代歐洲人的主線。對這一路線的經典表達來自米蘭·昆德拉的一係列小說，尤其是其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在這部小說中，男主人公托馬斯麵臨著一個選擇：是選擇渴望與他相濡以沫的特麗莎，還是選擇不給他任何壓力的薩賓娜。選擇特麗莎，就要承擔她生命的重量，這是沉重；選擇薩賓娜，就不必承擔任何人的重量，薩賓娜不幹涉托馬斯與其他女人交往，她也不允許托馬斯幹涉她與其他男人交往。
最終，托馬斯在經曆了與200多個女人的性漂泊後，又回到了特麗莎身邊，與她相廝守，直至遭遇車禍而一同死去。
這似乎是，托馬斯輕逸了半生後，最後還是選擇了沉重。不過，米蘭·昆德拉的倫理仍是輕逸，他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擁有“眩暈”的肉身感覺。這意思其實就是，人生的意義就在肉身之中，我們不必再給肉身加一些額外的東西。這些額外的東西，米蘭·昆德拉發明了一個詞彙——“媚俗”來加以嘲諷。
米蘭·昆德拉習慣“幽默神聖”，而一些評論家也認為，以《藍》《白》《紅》和《十誡》等著名影片而享譽世界的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在“幽默神聖”。
不過，劉小楓認為，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米蘭·昆德拉是兩條路上的。他們看上去都不再在上帝或神的身上尋找生命的倫理，而將焦點放到了人身上，但他們在一個關鍵的問題上有重大的差異：肉身之外，是否有靈魂單獨存在。
米蘭·昆德拉傾向於否認靈魂，而認為肉身的感覺就是人生的答案。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則一直在表達靈魂的存在，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看懂他的影片《雙麵薇若尼卡》。
美好的感情不可褻瀆
19世紀前的神令肉身沉重，這個神被從肉身上拿走，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神被認為可以賞善罰惡，主持正義，但他做不到這一點。
人類共同體的共同意誌令肉身沉重，它被從肉身上拿走，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事實證明，所謂的“共同意誌”最終都將成為少數統治者的意誌。
這兩種重量被拿走後，人的肉身變得輕飄起來。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給這個肉身加上了靈魂，它又重新沉重起來。
相信有靈魂後，我們再和另一個人親近時，並非隻是兩個渴望“眩暈”感覺的肉身的親近，也是兩個靈魂的相擁。
明白這一點，至關重要。在講了法國革命者羅伯斯庇爾處死丹東的事件、著名革命小說《牛虻》、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卡夫卡在日記中的沉思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後，劉小楓用最後一句話表達了他認為的生命選擇：不可感情輕浮。不僅要有美好的感情，而且這感情不可輕慢、褻瀆。
這句話，不隻是指最後的結果，也是在講相處的過程。譬如，托馬斯在200多個女人身上經曆了性漂泊後，最後又回到了特麗莎身邊，但特麗莎的生命感覺已經破碎了，這個破碎一旦產生，就無可挽回。
劉小楓梳理的是歐洲人的倫理脈絡，但這個答案也適合我們。因為，我們現在也拿走了加於我們肉身之上的諸多不合理的重量，我們也正沉浸於感覺派倫理中，愈來愈多的人皈依在米蘭·昆德拉的“眩暈”倫理之下，輕率的抉擇愈來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