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那一夜的曆史已經變成了20世紀越來越遠的背影，雖然還不算遙遠，許多真相卻永遠也說不清了。
關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坊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曾經給東北軍發過一係列電報，命令其不抵抗；另一種說法是張學良權衡利弊，考慮到東北軍的實力，主動采取不抵抗政策。
前一種說法跟隨著一個傳奇故事，據說蔣介石那些電報函件被於鳳至保存在倫敦彙豐銀行保險櫃中，用這些東西作為要挾蔣介石的手段，所以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
關於這個說法，於鳳至給予了否認，說不存在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電報，曆史就是曆史，要尊重事實。
張學良晚年在回憶自己一生的曆史時，也說起讓他傷心的“九一八”事變。
那時候的張學良已經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但是腦子還不算遲鈍，對舊日的許多事情還能清晰憶起，讓記憶穿越曆史回到六十年前的那個多事之秋，許多事已經變為遙遠的過去，他很平靜地回憶說：
“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諉過於他人，我的過，就是我的過。
這是《張學良口述曆史》中記載的。
1990年的6月和8月，張學良兩次接受日本NHK電視台采訪，又說：
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來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我不能將‘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責任推卸到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對‘九一八’事變我判斷錯誤了。之所以後人罵我，國人罵我。我說你罵我‘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我是一點不服，不認這個賬，我沒有錯。可是你要罵我是封疆大吏，沒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認。我為什麼判斷日本不能這麼做，因為這麼做對他不利。”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發起對沈陽北大營進攻的時候，當然不會和中國方麵任何人商議。那個夜晚，張學良在北平。那個夜晚，蔣介石在做什麼？
那天一大早，蔣介石在宋美齡的陪同下先是去了一趟中山陵，然後參加了國府會議，議題是討論工廠檢查法等問題。
那個夜晚，蔣介石登上永綏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部署對江西中央根據地進行圍剿。當晚十點鍾日軍進攻沈陽北大營的時候，蔣介石已經在剿共的路上，當晚沒和張學良取得過任何聯係。所以說，那個夜晚蔣介石沒有下不抵抗命令，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之前是否明示或者暗示張學良不予抵抗，就不好說了。如今，當事人都已經走進曆史的煙雲中，誰還說得清？
張學良骨子裏厭惡戰爭，他小時候的理想不是做軍人，更不是做軍閥，母親的早逝讓他覺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更有價值。長大後遵從父親的設計成為軍人，他依然不想打仗，認為戰爭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太多痛苦和創傷。張作霖離世後，他在東北推行鑄劍為犁政策，裁軍員、轉軍產、興百業，他的軍隊已經沒有強大的戰鬥力了，歌舞升平中，日本軍隊突然發起進攻，也讓張學良措手不及。
不管曆史背後真實的背景是怎樣的，呈現在人們麵前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張學良成了眾矢之的，“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讓他抬不起頭來，他一下子成了東北淪陷的罪魁禍首，成了遺臭萬年的民族敗類。
張學良倒黴了，大家從他那裏“挖”出來三個紅顏禍水，其中的兩個立即大聲喊冤，不是裝腔作勢地喊，人家是真冤，因為那兩個女人跟張學良真沒什麼關係，最後落實到張學良名下的隻剩下了一個趙一荻。
趙一荻本來就因為和張學良的私奔事件，變成了花邊新聞上的著名人物，這一次不管有沒有馬君武的那首《哀沈陽》，她都成為了脫不了幹係的紅顏禍水。她沒有奮起為自己正名，既然自己的男人現在是“不抵抗將軍”，當一回紅顏禍水陪伴他又有何妨，男人都已經倒黴成這樣了，自己那點名聲還算什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作為張學良的女人，趙一荻把自己的悲喜都和這個男人緊緊係在一起。從“九一八”之夜開始，張學良的臉上沒有露出過笑容，趙一荻的臉上也出現了與她年齡不相稱的憂愁。
十九歲的女孩子應當是陽光快樂的，她卻無論如何也快樂不起來。
那段時間，張學良身邊的氛圍是沉重的，不僅僅是外界輿論的重壓，還有日本軍隊快速侵占東三省全境的恥辱和痛心。那裏是張學良從小生長的地方，是他的家鄉，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地盤被別人搶占去，他拱手相讓，手裏拿著武器，連一槍一炮都不放，心中的那個滋味，隻有當事人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