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鈞見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對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隻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欲”入手。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於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隻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製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天理的法律也是多餘的，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在安徽太湖縣做縣令時，的確做出了一些成績。張居正曾寫信給他說：“您在太湖縣‘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羅汝芳啊！”但他話鋒一轉，“王陽明說信良知後還應該去行，否則就不是致良知。我覺得無論是學問還是為政，都該落到實處。我聽說你在太湖縣搞無為，上級政府下的條文，你認為不可就不執行，你認為可就下令執行，卻從不去檢驗結果，這是不對的。”
後來，羅汝芳又被調到安徽寧國府做知府。張居正又去信說：“真儒者必須要明白‘體用’，‘體’實際上就是學，行乃學之‘用’，所以學最終必須落實到用上。”
羅汝芳對張居正的教導很不以為然，回信說：“陽明先生也說過這些，無非是知行合一。”
張居正又回信說：“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蘊相當廣泛，舉凡孝順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內，而我所說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處理政務方麵。”最後他很委婉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陽明學固然很好，但必須將其落實到從政的實際行動上並見出行政實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麵看，張居正所說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陽明知行合一範疇內的，其實還有區別。王陽明當然主張知行合一需在從政上體現，但他是教人和育人並行，也就是說，地方長官不僅是個行政官員，還要是個老師，不僅要落實政策，還需文化育人。張居正卻認為，地方長官隻要做好身為長官的職責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並不是長官的事，甚至可以說，對百姓的教育可有可無。因為一個地方長官倘若通過講學等各種方式，為百姓啟蒙，那後果不堪設想。
羅汝芳恰好身兼二職，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老師。
張居正當國後，羅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職，兩人多年不見，顯得分外親密。張居正問他：“最近在讀什麼書？”
羅汝芳回答：“《大學》和《論語》而已。”
張居正默然，許久又問：“可認真研究國家政策否？”
羅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為講學做準備，還未來得及研究。”
張居正心裏冷笑：什麼叫為講學做準備，這麼多年來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講學，還用準備嗎？
兩人的談話雖未不歡而散，但張居正已決心不會重用羅汝芳，然而他畢竟還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東東昌擔任知府。三年後，張居正聽說羅汝芳在東昌成為儒家高級培訓師，氣惱之下，再把他調到荒蠻之地的雲南，那裏政務不繁，百姓愚昧，離政治中心很遠，正好發揮他的講學才能。
羅汝芳很不高興，在雲南待了幾年後，講學成果不錯，但影響力不足。他最想講學的地方是帝國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羅汝芳回京述職，對張居正發出抱怨，說他想回京城。張居正知道他心懷不軌，所以給他畫大餅：再在雲南待三年，馬上把他調回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