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裝就要回雲南。可北京知識分子太熱情，非要留下他講課。羅汝芳心裏發癢，卻礙於張居正的關係，先是婉拒。北京知識分子們非要把他逼上絕路，三番五次來請。羅汝芳終於動心，但有個條件：離京城遠一點。
這簡直小菜一碟，眾人就把他拉到北京遠郊門頭溝的廣慧寺裏。羅汝芳一發不可收，連講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馬上傳開，張居正得到消息後，暴跳如雷。他說：“羅汝芳在外地講，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現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講上了。”
他對朱翊鈞說：“按製度，羅汝芳述職完畢就該馬上回雲南，可他卻擅自在廣慧寺講學，應將他革職。”
朱翊鈞同意。羅汝芳就這樣被革職，直到張居正死後才被啟用。張居正對這位老朋友可謂是翻臉無情，毫無商量可言。這當然緣於羅汝芳講學的內容。
羅汝芳說：“國家的綱紀法度就是桎梏，應該打碎它，砸爛它。”這顯然是在挑戰張居正持續不斷推出的法令，張居正不可能容忍這種行為。
不許王陽明進孔廟
從對羅汝芳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知道張居正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的另外一個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講的課程都是如羅汝芳的“國家法度是桎梏”，而張居正恰好在不停地發布這些“桎梏”。
張居正曾簡潔明快、一語中的地表明過自己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的見解：“我希望今天的學者，應腳踏實地用功，要崇尚本質，以遵守國家法度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沒得到魚之前，不要扔了網；沒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禦。我不是說前輩的學說不足學，但如果借前輩的學說而阻撓國家法度，絕不可恕！”
在張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品格應是尊老守成而不虛談。不僅他自己要成為這樣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須要這樣！
要想熏陶出這樣一批循吏，就必須幹掉那些滿嘴跑火車的公知。張居正不放過任何機會，包括王陽明進孔廟。
張居正當國不久，就有許多心學弟子亂哄哄地吵鬧著，要把王陽明放到孔廟裏，和孔子並肩而立。在心學弟子們看來，王陽明祖師爺絕對夠資格，讓一個死人的雕像和同樣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義相當重大。如果真把王陽明配進孔廟，那他和他的心學將成為國家的正式旗幟，它能讓許多漂泊四方的心學學子們找到指明燈，緊緊團結在一起，整個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於心學勢力強大，張居正不能來硬的。他采取兩種辦法，一是“拖”。每當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時，他就票擬說：“陽明先生入孔廟，天經地義，不過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國各界人士商議。”
拖一段時間後，心學門徒見他毫無動靜，又上疏。張居正使用第二個辦法：威脅。他說：“陽明先生入孔廟一事，本來是長久之計，所以我很認真。可就當研討時，有些人上疏說，現在陽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違背了陽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贗品。”
這些人哭天搶地，張居正板起臉來，說道：“你們再這樣鬧下去，恐怕連你們陽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還是冷靜下來，等沒有人指摘陽明先生時，再圖之吧。”
半欺騙半威脅之下，王陽明塑像進孔廟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其實張居正和王陽明一樣，都注重事功，王陽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無非也是讓人建立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不是做窮嚼蛆的公知。所以張居正雖然認可陽明學，但絕不會用陽明學代替朱熹理學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在他看來，一個人如果離開了外在的束縛，全憑很難光明的良知監督，是絕不可能成事的。
國家法度必須要有，也必須被遵循！
何心隱之死
何心隱原名梁汝元，江西永豐人，一生至為傳奇。
何家家財萬貫，所以何心隱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資聰慧，喜歡經史，所以對經史問題很有真知灼見。同時他懷抱遠大，以幹一番事業自期，時人皆以之為非等閑之輩。1546年，他中鄉試，主考官對他隻有四個字評價：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預見何心隱的遠大前途，但何心隱把這遠大前途掉了個頭。他有一顆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淚，眼見當時社會混亂，政壇腐敗，所以投入了陽明心學左派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