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臉色瞬間大變，幾乎不假思索地追問了一句：“有何道理？！”
朱翊鈞頓覺泰山壓頂，呆愣如木雞，半天都緩不過神來。張居正也發現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語氣柔和：“皇上英明，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話哪裏會有道理可言呢？”
朱翊鈞緊張地頻頻點頭。幾天後，趙世卿被調入某王府任職，這是個嚴重的處分，因為王府官員極不易升調，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實際上，張居正主政後的種種措施，都建立在執行力上。執行力異常強大，說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說，這都是張居正主政期間政府的一個特征。執行力強固然有好處，卻也有壞處，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經緊繃。1580年八月，張居正收到親家劉一儒的信，這是一封議論朝政的信，平心靜氣，發自良知：
我聽說，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須要精明，但要培養良好體製，必須要渾厚。自您當了大明帝國的家之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政府官員盡心盡力，效率奇高。我以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製定的各項法律實在嚴苛，考成法執行起來太不近人情。既然現在政府已走上正軌，從前的一些苛刻規定是否能撤銷？不然，大部分官員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渾厚。不培養元氣，就養不了敦渾之體，將來弊必大於利。
這不是劉一儒閑扯淡，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劉一儒的話可謂洞見本體。中國傳統政治講鬆弛之道，而以柔和為主，不主張剛健治國。所以，以鐵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罵，以嚴苛法律治國的秦始皇被人詬病。
張居正的整頓吏治，實際上是陽明學“知行合一”的加強版。一個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會去行。但張居正認為所有官員的良知都被遮蔽了，隻知不行，所以他把“知”作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知”，命令一下，你必須去行。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對是錯，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對的。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許多人當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於心的東西，這就導致執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願。忍受嚴刑峻法的逼迫隻好去行，可一旦張居正去世，嚴刑峻法消失，這些人會馬上恢複本心，不再去行。
劉一儒的擔心正在於此：看似每個人都兢兢業業，實際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壓製，法律消失時，就是他們的強烈反彈之日。到那時，張居正規劃的一切都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道理人人會講，張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亂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藥。麵對濫局麵，必須要以雷霆之力迅速擺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談。如果他真的聽從劉一儒的意見，改弦易轍，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聽從，因為他是張居正。他從坐上首輔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麼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這麼多年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做法，原因隻有一個：他認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許，正是官員們的強烈反對，張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在他看來，隻有艱難險阻才是實學，人隻有在障礙中才能學到貨真價實的東西，才能鍛造強大的心力。碌碌無為，永不可能實現人生的價值！
孫海、客用事件
最初，張居正的障礙是些別有用心的官員，1579年則是想錢想瘋了的朱翊鈞，到了1580年後，張居正發現，朱翊鈞已不僅是障礙，而早已是一顆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