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董仲舒用陰陽觀點解釋世界是科學的
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前179—前104）所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采納。從此以後儒學在封建社會中一直占據顯赫的地位，董仲舒的思想也因此影響深遠。董仲舒寫道：“陰與陽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晉初劉智簡單明了地指出，“陰陽相承，彼隆此衰”。這是對“一休一伏”和陰陽波動的最好解說。董仲舒思想中的陰陽觀點對後人影響很大，董仲舒的陰陽觀彰顯著他的科學精神特質。
（三）張載的氣化論
張載明確地把“凡有皆象，凡象皆氣”（《易說》下）的唯物論與“動必有機，動非自外”（《正蒙?參兩》）的辯證法結合起來，得出了“知虛空即氣則無‘無’”（《正蒙?太和》）的結論。
張載的“氣化論”具體表述為：虛和物、無和有、事實上是統一的，統一於氣，無形的“虛”和有形的“物”都是氣的存在形態；“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張載並且指出這種變化的動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
張載的“氣化論”與康德的“星雲假說”，以及與“宇宙大爆炸論”有相似之處。其相似之處在於——都是氣的變化而形成物質，變化的原因都是來自內部。而張載做出這種猜測卻比康德的“星雲假說”早七百多年。不言而喻，張載的“氣化論”有其科學性的一麵，張載的“氣化論”也正體現了張載思想中蘊涵著科學精神特質。
（四）朱熹的“格物窮理”的認識論
李約瑟博士稱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人”，胡道靜先生稱“朱熹是曆史上一位有相當成就的自然科學家”，董光璧稱朱熹是“一位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朱熹的科學思想已得到世人的認可，筆者在這裏就其“格物窮理”來分析其所蘊涵的科學精神。
朱熹通過三個命題來呈現其“格物窮理”的認識論。一是“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語類》卷九）；二是“窮理”通過“格物”；三是“力行”首在“致知”。朱熹的理分為“性理”和“分理”，性理指事物內部所稟得的天理，分理指具體事物的規律、本質。“窮理”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質、規律及天理，而途徑是“格物”。所謂格物就是接近事物並加以考察與觀察，甚至是去身體力行之，從而達到“致知”之目的。朱熹的“格物致知”論透析出朱熹思想中蘊涵著科學精神特質。
（五）王陽明的天道觀
王陽明是很重視自然知識、重視天道的。他的天道觀乃至自然物候變化的論述包含“元”、“會”、“運”、“世”、“年”、“月”、“氣”、“候”、“日”、“時”。他曾說：“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氣候圖序》）王陽明的天道觀與對自然物侯變化的論述透析出他的思想中包含著科學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隻是鮮為人知罷了。
四、對李約瑟難題的反思
（一）李約瑟難題的提出
李約瑟在不同的時間中在不同的書本中所提的問題有所不同。1954年，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這樣的疑問：在第一至第十五世紀，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可是，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並且隻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歐洲在16世紀以後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樣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1964年，李約瑟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中提出“為什麼近代科學，亦即經得起全世界的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讚揚的伽利略（Galileo）、哈維（Harvey）、維薩留斯（Vesalius）、格斯納（Gesner）、牛頓（New ton）”的傳統——這種傳統注定會成為統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這些問題就是“李約瑟難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恩?博爾丁首先明確提出“李約瑟難題”這一說法。經過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雷斯蒂沃的歸納和科學史家等人的質疑，“李約瑟難題”才不脛而走，不久就傳入中國並引起廣泛的重視。
（二）國內外學者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