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李約瑟難題”幾乎一直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1982年掀起了國內研究的第一次高潮；1990年掀起了難題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最近的2000年，掀起了第三次對難題的研究高潮。據中國學術期刊網統計，僅1994年至今直接以“李約瑟難題”為標題的研究論文就有百餘篇。綜合考察解“李約瑟難題”的觀點發現其中有順著李約瑟思路對中國文化妄自菲薄；亦有反對李約瑟觀點的。
對中國文化妄自菲薄的有以下這些觀點：地理環境阻礙論，語言文字障礙論，製度決定論，內部因素說，綜合因素說等等，不一而足。
反對李約瑟觀點有以下四個觀點：一種解答是幹脆否定“李約瑟難題”，認為“‘李約瑟難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另一種解答是認為李約瑟難題有邏輯矛盾。
第三個觀點是反對用歐洲早期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第三個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科學史家席文，他在1984年發表的《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或者它真的沒有發生嗎？》一文，他提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環境不同於西歐，不能要求在西方發生過的曆史在中國同樣發生……同時，他還反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輝格式的曆史研究方法，反對用歐洲早期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
第四個觀點是認為中國沒有科學。第四個觀點代表人物有：任鴻雋、馮友蘭、竺可楨等人。1922年，現代新儒學馮友蘭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三號上發表了《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曆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一文。文章通過對中國哲學傳統的簡要但卻係統的考察，試圖從哲學層麵揭示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並得出結論：“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標準，她毫不需要。”
美國科學史家席文提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環境不同於西歐，不能要求在西方發生過的曆史在中國同樣發生。”⑤筆者認為，“近代科學”是由西方多個國家與民族的集體貢獻而產生的。“近代科學”的中心不是一成不變地固定於某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一直處於動態轉移的過程之中，大體上經曆了從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這樣一個次第興盛的曆程。譬如，哈維醫生、科學家牛頓都是英國人，伽利略是意大利人，格斯納是瑞士博物學家，維薩留斯是比利時佛蘭芒族人……。拿中國與整個西歐國家比文化成就，很顯失公平，有西方霸權主義傾向。所以，筆者很讚成美國科學史家席文“反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輝格式的曆史研究方法，反對用歐洲早期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
現代新儒學馮友蘭談道：“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標準，她毫不需要。”在此，筆者不想討論中國有沒有科學這個問題，筆者通過曆史史實看到了這樣一個現象，中國在被英國用大炮轟開國門之前與靠“圈地運動”起家的英國比也落後不了多少。實際上，即使到了清代前期，中國占世界人口的1/3，生產糧食能養活這麼多人，說明中國農業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據戴逸先生研究，當時中國的工業產值在全世界占32%，而全歐洲的工業產值僅占23%。可見中國當時的工農業總產值是世界上最高的，當時生產力與總體國力都居於世界的前列。
後來，中國之所以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而開始於十六世紀的西方近代科學之所以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關鍵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曆史事件要放在曆史進程的大背景中才有對比的可能和意義。科技發展也是曆史事件，所以推敲科技發展問題也不能離開曆史進程這個大背景。就算中國科技一直停留在經驗階段，甚至不發展，可是也許哪一天中國也會主動的融入世界先進的行列中去。那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性——在發展中挫折，在挫折中前進，就像歐洲經曆了“中世紀的黑暗”最後卻自我突破發展出近代科學一樣。
可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大起來後，就去侵略中國、印度等落後的國家。從1840年開始，中國經曆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戰爭，以及外國殖民者在中國掀起了強占租界地與瓜分勢力範圍的狂潮……任何一個國家在這種環境中求生存都很難，更不用說科技會進步。
五、效仿孔學之風範以解“李約瑟難題”
不言而喻，孔子及其後來的儒家思想中所蘊涵的科學精神特質是有利於科學的發展。這些儒家思想中重理性、重功利的一麵也不會成為阻礙科學的發展的絆腳石。默頓曾經說過：“功利性應該是一種科學可以接受的副產品而不是科學的主要目的”。科學的主要目的是“擴展被證實了的知識”。筆者在此提倡學習孔學之風範，以解“李約瑟難題”。
（一）關注現實社會生活
李約瑟博士認為“儒家有兩種自相矛盾的傾向，一方麵它助長了科學的萌芽，一方麵又使之受到損害。因為就前一方麵來說，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對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就後一方麵來說，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傾注於人類社會生活，而無視非人類的現象，隻研究‘事’（affairs），而不研究‘物’(things)。因此，對於科學的發展來說，唯理主義反而不如神秘主義更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