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麵的含義上看，儒家思想確實強調了君子小人的區別，儒家也確實認為民眾需要君子如風行草偃一般的教化。但是，這並不能理解為愚民或是對民眾能力的輕視，如果從這一點推出儒家不支持民主製度的結論，則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2）以《孟子》解釋“民可使由之”
雖然，上麵我們已經駁斥了那種將“民不可使知之”理解為儒家輕視民眾，認為儒家的“君子、小人之別”是將民眾看作是一個道德有缺陷、能力低下的群體的觀點。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既然，儒家不曾輕視民眾，那麼又該如何真正理解“不可使知，隻可使由之”的問題呢？民眾為何“不能使知”，又將如何被“由之”？這些問題在《論語》中並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梁啟超曾經提出以《孟子》中的章句來解釋“民可使由之”的含義，這樣的思路恰好可以為正確的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一個視角。孟子曾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周易?係辭傳》中也有“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語，今天也有人指出，這種觀點是貶低百姓，認為百姓天生不能理解大道，因此需要聖人教化。其實，如果這樣理解，那麼又是斷章取義了。其實，儒家所提倡的教育出發點在於良好的道德習慣的養成，並且仁義等等道德價值都是內在於人心的，都應該是個人的內心認同的產物，因此，偉大人格的養成僅僅在於個人的“存心”“養心”過程並不決定於外在的“教化”。孟子也反對戕賊人性而為仁義，指出人的向善就如水之向下。因此，百姓的良好政治道德的養成也應該在不知不覺之中養成，任何外力的教化和約束都是對人性的破壞。因而，在此不知不覺的過程中，百姓“徙善遠罪而不自知”。這才是“民可使由之”一句的正確理解。
《孟子》中說“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可知儒家始終認為民眾不能理解“道”的深層涵義，對百姓也無需以修身平天下的致聖之道來進行教化，隻需要百姓能夠體認日常的生活倫理即可。所謂“修齊治平”的內聖外王之道，對百姓而言，太過高深，也太過奢侈，如果讓普通草民也去以“平天下”為己任，終日以修身至聖為目標，不僅不可能，也會造成普遍的偽善。人人以聖人君子為目標，最後使人人變成偽君子。對百姓而言，無恒產則無恒心，因此，首要的是治民之產，使人們有私產而“養生喪死無憾”，對百姓而言不僅不能“狠鬥私自一閃念”，而且要為自己的產業而努力生活，這才是儒家所謂“小人喻於利”的真實涵義。對於蒼生百姓，讓他們整天去高呼解放全人類的口號，整天對自己的私心私利進行批鬥，這樣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政治與生活混同的變態社會，對百姓而言，天生就應該“喻於利”。而對於那些以兼濟天下為己任的君子而言，他們處於社會管理者的角色，他們所考慮的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和幸福，而應該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因此，君子應該“喻於義”。如果這樣理解孔子所說的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問題，就可以使原本的非議和困惑得以解決。
二、儒家對民性的基本認識
1.儒家對人性善的討論
性善，是儒家思想家對人性的基本認識和總體態度。過去，人們常以為孟子講“性善”，而荀子主“性惡”，孔子則僅僅講了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為孔子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性之初無所謂性善性惡，是後天的教育、習慣等使人產生了善惡。實際上，從孔子開始，儒家對人性的基本看法就是性善的。孔子雖然很少談論“性”與“天道”的問題，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隻是說明孔子對於人性和天道的問題十分慎重，但是從孔子思想的整體來看，孔子依然堅信人性本善。首先，孔子曾說：“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此處的人，乃指普遍性的人而言。既以“直”為一切人之常態，以“枉”為一種變態，即可證明孔子是在善的方麵來說性相近。其次，孔子雖不曾談過“性善”，但是“仁”卻是孔子思想的一大核心，孔子自己也承認自己一生學問的“一以貫之”之道就是推己以及人的“仁道”。試言之，若孔子不相信人性之善，如何會將“仁”的基礎建立在“推己”之上。人如果人性本惡，處處利己害人，又怎麼可能以己心度人，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如果沒有性善的人性基本前提，那麼，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就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孟子就曾說過，“仁，人心也。”仁，實際上就是人心、人性的指稱，孔子言仁，也就是在言人心人性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