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思想體係龐大、而且雜糅王道與霸道，禮法兼用，不僅是儒學在戰國時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對法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思想與學說比較複雜。人們一般認為，在人性的問題上，荀子與孟子思想對立，孟子道性善而荀子則說“性惡，其善者，偽也。”然而，徐複觀先生卻指出：“荀子對於孟子主張性善，而自己主張性惡的爭論，不是針鋒相對的爭論。”實際上，荀子與孟子根本沒有在同一個層麵上使用“性”的概念，荀子所稱之“性”，乃是指人的本能與本能所產生的欲望而言。“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饑飽、寒暖、勞休這些概念都是人的基本欲求，這些欲求如果不加以節製或者一味地放縱，當然會產生爭奪，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性惡”。這一層麵上所言的“性惡”，即使是孟子也不會反對，孟子甚至指出人與禽獸之別“幾希”，如果人放其心而不知求，就和禽獸沒有區別。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能夠保全自己天生的羞惡之心，即所謂的“仁之四端”。因此，孟子言性善，乃是指人的天生的同情心、羞恥感、道德感而言，也正是因為人具備這些天生的仁心仁聞，才是後天加以修養、擴充的基礎，故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孟子所說的這種人性中先天具備的為善的可能性，人見鄰家之子落井而起惻隱之心是人之常情，乃是基於人性觀察的經驗判斷，是人之所同然，則雖是荀子也不能反對。荀子也強調這種人性中向善的力量，隻不過，荀子不將其稱為性善，而稱之為“知”，“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認為人與禽獸之別在於人能知禮義，“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人生而有知，故而可以通過學習修身致善甚至成為聖人，“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通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發現，我們可以說，荀子所言“性惡”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而言的，而荀子與孟子都認為人性中有可以為善的先天因素，隻不過孟子是從經驗的角度論證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而荀子則認為人性有可以通過學習致善的能力。也可以說，荀子所謂“性善”，是指人有可以為善的能力而言，這種能力是人人生來就有的。
2.對儒家性善論的理解和評價
儒家的性善又不單純指人的先天具有的為善的能力，而且體現了儒家對人性的一種信任，是儒家倫理思想的人性基礎和出發點。也正是因為性善，儒家尊重人人生而就有的道德感和同情心，儒家的道德規範都是建立在人的普遍的道德感基礎之上，從來不曾提出扭曲人性的道德要求。儒家的道德倫理要求儒家必須順應人情、人性製定禮義規範，而不是超越人性，提出人性所無法承受的道德理想。因此，儒家所提出的倫常之教是以百姓的日常之道為基礎的，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中庸。現在的人們往往以為中庸就是不敢超越、不敢突破、思想保守、平庸的代名詞，以為中庸就是做和事佬、不得罪人，不偏不倚的做人做事就是中庸，其實這些都是對儒家中庸思想的誤解和濫用。朱熹注“中庸”之意時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所謂平常之道，也就是每個人可以實現，而且應該實現的道德，既然可以是為普通人所日常實踐的道德，那也必然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有人批評性善論追求至善，企圖實現一個道德上的烏托邦，最後造成的結果卻是造成人們的全麵偽善。這樣的批評並不適合儒家思想，中庸思想充分說明儒家的目的並不是追求人的至善，對於施行於全社會的道德而言，一定是普通人所能日常實踐的道德，既不對人性失去信心，同時也不奢求人性能有所超越，造就全社會的聖人君子。中庸的思想品格是保守的，它警惕一切企圖在人間打造一個天堂的社會烏托邦思想，也反對一切大規模的社會工程來改造人性、改造社會，那種以秋風掃落葉式的社會運動來治理國家的思想是不符合中庸的思想品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