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指出：“人才存在於人民群眾之中。”“鼓勵人人都作貢獻，人人都能成才。”“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是黨和國家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這三句話集中說明了：要大聲疾呼激發炎黃子孫的成才之欲，大張旗鼓刮起中華民族的成才之風，大刀闊斧開辟神州大地的成才之路！
古往今來，對“人才”二字的解釋可謂見仁見智，各有千秋。
我國上古傳說中，傳誦的都是那些創造發明家，如燧人氏鑽木取火、神農氏百草嚐藥、有巢氏築穴營居、伏羲氏耕種興農、倉頡首創象形文字等。可見那時人們心目中的人才就是能創造出推動社會發展並為公眾所用的東西的人。而“人才”一詞兩千多年前已出現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裏。在《詩經·小雅》中就有詩句“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人材”即“人才”。
孔子在《論語》中把“聖人”、“仁人”、“賢者”、“傑士”作為不同層次的道德型人才。孔子用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作為標準來衡量和區分人才，是持“重德主義”的人才觀。它強調道德，甚至誇大了道德的作用，而在某種意義上忽視了人才的才能。
墨子在《墨子·尚賢上》認為：“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是人才。墨子衡量人才的標準是道德、才智、方術三者兼優。
漢高祖劉邦說過這麼一段話：“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傑，皆人傑也，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這裏劉邦所謂人傑即人才，他認為有特長、能賽過自己的就是人才。
三國梟雄曹操明確指出“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提出要注意選拔那些“負侮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肖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可見曹操的人才觀是：隻要有才能，能為政權所用，就是人才。
唐太宗李世民講：“吾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他衡量人才的標準原則是品行與能力並重，但認為隻有品行優秀而無專長的也是人才，因為可以因此影響別人而和諧社會。
我國人才學專家王通訊教授強調以創造性勞動和貢獻來衡量人才：“人才就是為社會發展和人類進行創造性勞動，在某一領域、某一行業、某一工作上做出較大貢獻的人。”
在西方，當20世紀20年代的智力測驗出現後，人們往往以智商來判斷人才。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忒爾門根據智力水平的分類認為高智商是人才的主要標誌。
20世紀40年代以後許多學者認為僅以IQ來衡量人才有局限性，主張把某一領域中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列入人才範疇。
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加德那（Howard Gardner）認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傑出，要看三個因素：自身、領域、環境。這就強調了人才不僅反映了主觀因素，客觀環境也影響著人才的脫穎而出。唐代文學家韓愈在《雜說四》中所說的“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實際上也是講環境對發現人才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的人才觀點除了強調人才的創造性、道德品質和智力外，還包括了體力因素。姚明、劉翔等湧現出來的當代中華民族的體育精英恰恰就是由他們超凡脫俗的生理、心理等素養煉就的。
一個劃時代的定義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它明確指出：“隻要具有一定的知識或技能，能夠進行創造性勞動，為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作出積極貢獻，都是黨和國家需要的人才。”這個定義強調了德才兼備，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而不唯學曆、不唯職稱、不唯資曆、不唯身份。毋庸諱言，隻有這樣的人才概念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全體人民獻身祖國的積極性，也才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得到各類人才齊心發揚蹈厲而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