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如論先生在積極運作“昆明世紀城”的同時,從未間斷在重慶市投資的構想。

在黃如論先生看來,重慶在相當一個時期是封閉的,屬於那種絕不走出夔門型的。說到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他也認為是那種“關起門來打狗型的”。由福建省調任重慶市的主要領導上任以後,“為了把經濟搞上去,請了三次福建的老板,一共三個隊,每一個隊有三百多人,希望來重慶投資”。但是,黃如論先生沒有去,也不參與這三個隊的事情。這位市委領導或許是急於把重慶經濟搞上去,也或許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讓秘書給黃如論先生發了三次邀請函,希望能來重慶商洽投資事宜。

黃如論先生深感於這位領導的誠意,再次飛往重慶,並做了詳細的調査,然後提出了自己對重慶投資的意見。大致有以下三條:

第一條,黃如論先生認為,“重慶房地產大小公司滿街林立,並且本地房地產企業居多,前幾年城鄉結合部大部分的土地已經被人所圈,世紀金源作為異地開發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不宜投人這場混戰”。

第二條,黃如論先生認為,“重慶作為祖國的直轄市,要讓世界認識重慶,讓海內外更多商家投資重慶。重慶作為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重鎮,我是本著響應國家號召,支持重慶發展的初衷,真心實意為當地做些實事,才來這裏考察投資的”。

第三條,黃如論先生對重慶的領導說,他來重慶“搞房地產不是支持你,沒有多大的意義”;接著,他又直言相告:“我來重慶幫著你搞兩件事,建兩座五星級酒店,建一座有相當規模的購物中心。在我看來,重慶作為中央直轄市,僅有兩座五星級酒店也說不過去,起碼要有十幾座五星級酒店。”

就這樣,黃如論先生和重慶市領導談妥了投資意向。

前幾年,我因寫作大型電視連續劇《周恩來在重慶》,前後多次去過重慶,對這座山城有所了解。另外,這部電視連續劇是重慶市宣傳部的重點劇目,我與有關的官員有所接觸,從側麵也了解到一些重慶的情況。因此,我對黃如論先生在重慶市投資建造兩座五星級酒店是有看法的。但礙於自己的身份,從未向黃如論先生做過分外的進言。事後,我在采訪黃如論先生的時候才問道:

“黃先生!您知不知道重慶市賓館的房價很低啊?”

“知道!一般標間多是二三百元,比北京、上海要減一半還要多。”

“看來,您也知道重慶市五星級酒店的餐標吧?”

“知道!一般說來,五星級酒店的自助餐在五六十元,也比北京同類酒店低一倍——甚至兩倍。”

“您知不知道李嘉誠先生在重慶投資,百貨他搞,房地產他搞,就連廉價房他也搞,就是不搞酒店啊?”

“知道!因為他清楚重慶酒店的價位太低了,兩三百塊錢的房租,誰搞啊?這是虧本的生意。”

“那您為什麼還要搞呢?”

“我搞兩個酒店的目的,是要樹立重慶市的對外形象。毫不誇張地說,我這樣做不得了啊!”

“那您為什麼要在不發達的江北區搞兩座酒店呢?如果分在兩個不同的區不更好嗎?”

“你應該知道,重慶市是區域性的城市,它不像北京的東城區、西城區和海澱區等都連在一起,它的各個區都被長江、嘉陵江以及大山隔開的,相距很遠,各個區之間來往不多。另外,大型酒店是和商業聯係在一起的,因此,建酒店就要布商業網。同時,當時的重慶市政府也希望當地能有標誌性的核心商業區,進一步完善城市的商業配套。其中,五星級酒店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形象和商務接待水平,大型購物中心則可以作為提升區域商業麵貌的主力引擎,形成具有輻射功效的商業圈,統領各區域之的商貿往來。為此,我準備在江北區再建一座大型的購物中心。這樣一來,不僅打破了江北區沒有五星級酒店的曆史,而且還可以提升江北區的經濟地位,搞一個新的商業中心。”

。“您經常說,搞酒店和購物中心是長期投資,十幾年才能收回成本,這不等於在還銀行的利息嗎?萬一在這期間來一場金融風暴,賠了錢怎麼辦?”

“真是無獨有偶啊!”黃如論先生十分感慨地說,“我的部屬也有人這樣說,您黃老板和重慶沒有關係,為什麼把長線投資投到重慶來,不是投到自己的家鄉,或者投到和金源集團有關係的城市呢?自然,還有人問我,您為什麼不投到上海和成都去,那裏有錢賺喲!”

“我看他們說得在理。俗話說得好,在商言商,您為什麼要冒這樣大的風險跑到重慶江北區來投資?”

黃如論先生聽後一怔,遂又沉吟片時,把臉色一變,說了這句記錄在案的話:

“我這個人很差勁,但也有很好的脾氣,生來就是不助強而助弱的,你當官再大的,就是黑社會老大我都不在乎,我做我的事,我隻支持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