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被考核的人群中有名糧草督運官，有幾次在運糧途中突遇風暴，糧食都被風吹走了。盧承慶便寫下了“監運損糧考中下”的鑒定。這位督運官卻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神態自然、腳步輕盈走了出去。盧承慶見此，覺著這官員好氣質，於是將他召回，將評語改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
然而，這位督運官仍麵不露喜色，也沒有跟盧承慶說聲感謝的話。這位官員隻是在糧庫混事的，對政績什麼的毫不在乎，本來人就不勤快，做事也很鬆解懶散，恰好糧草督辦缺一名主管，暫時將他做了替補。盧承慶事實上也是辦事、為官很沒有原則的人，喜歡感情用事。二人一番詳談就成了彼此的“好友”。於是，盧承慶索性大筆一揮，將評語改為“寵辱不驚考上”。
在官場中像盧承慶這樣以個人喜好和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就不可能反應下屬的真實績效，也就失去了所謂的公平公正的原則，這樣的管理者一般也不會在這個位置上做很長時間，不久後，盧承慶就因為被人揭發而被降官。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經驗、教育情況、人生觀和世界觀、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而導致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很多人就是在固定的環境中形成對事物的看法，就會形成一種深深紮根於心裏的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偏見”。這樣的管理人員一般會依據個人意願和個人的理解在內心裏給對方作出評價。
在識人的時候，管理者不應該以個人的喜好為原則，實施所謂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其實這都是對工作一種不負責的表現，我們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首先要以公司崗位需要的人才作為判斷標準，而不去考察這個人符不符合自己的“口味”。春秋戰國時期，管仲就是一位善於識人的伯樂，從他不斷地向齊桓公推薦人才就可以得知。
據《管子·大匡》記載：齊僖公生有公子糾與公子小白。齊僖公委派鮑叔牙輔佐小白，鮑叔牙個人不是很喜歡小白的為人，於是在家稱病不出。鮑叔牙是朝廷位高權重的人，他稱病在家對朝廷的秩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主公的要求下，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鮑叔，質問他為什麼不上朝。鮑叔牙誠懇地說：“古人曾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現在國君覺著我老了，能力不夠了，讓我輔佐小白，就是很好的證明。”召忽說：“如果你仍是不願意複出，我可以跟君王說你病重，那麼君王一定會免去你的職責。”鮑叔牙覺著是個好主意，十分認可。
但管仲卻反對，他說：“不行。位高權重的人本來任務就夠繁忙，你這一稱病，不知道積累多少軍政要務需要你處理，你不應該貪圖安逸，將來繼承君位的，還不知道是哪位公子呢，你還是早點複出吧。”
召忽說：“繼承君位的應該是小白吧。”
管仲卻說：“不對，雖然國人因為厭惡公子糾的母親而厭惡公子糾，反而同情小白沒有母親。公子諸雖然是長子，但其品質過於敗壞，前途如何還不好說。但可以知道的是，將來當國君的除了糾，就是小白，隻有這兩種選擇。小白為人比較低調，也沒有足夠的小聰明，性子也很急，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小白。但如果是糾為君王，也會一事無成，到時候如果你鮑叔牙不出來安定國家，還有誰呢？”
召忽說：“如果在百年之後，國君去世，另立的國君卻不是我所擁護的人，就是能夠得到天下，我也不想活著。”
管仲說：“我作為百姓的兒子，君主的臣子，豈能放之江山而不顧，又豈能為了糾個人而犧牲？除非國家破、宗廟滅、祭祀絕，隻有這樣，我才去死。不是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來。我活著對這個國家有利，我死了則是國家的損失。”
鮑叔牙說：“我應該怎麼做？”管仲說：“明早照常上朝就是了。”鮑叔牙答應了，在以後的日子盡心盡力地輔佐小白。
在小白還沒有繼位之前，管仲就看出小白在將來有可能被立為君主。在這一點上，管仲要比鮑叔牙、召忽更善於識別人才。
到後來小白果然繼位成了齊桓公，在鮑叔、管仲等人的護送下安全由魯國返回齊國。在小白回國之前，魯國國君曾經問齊國施伯對小白的看法，施伯說：“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意思就是齊恒公性急而驕傲，雖然有賢才輔助他，小白會不會用還是一回事呢？正因為這個評論，魯國國君才把管仲放回了齊國，從而成就了齊桓公的春秋霸業。
上麵是兩種識人方法：施伯識人流於表麵，隻因齊桓公“惕而亟驕”而否定了齊桓公。而管仲相比則識人比較全麵，他說：“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意思就是說，雖然齊桓公性急，但在經曆更多的事情後，終究會有悔悟的一天。事實證明，管仲是正確的。
這兩種識人方法告訴我們，識人不能隻看表麵，不能以自己的好惡為評判的原則，作為管理者一旦參與了個人的主觀意識來識人，就會很難全麵的認識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