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認為，簽了條約能保住自己的飯碗，而且還不是很苛刻，不至於亡國。但民眾不答應，愛國人士把簽署條約的5月9日定為“國恥日”，強烈譴責政府的賣國行為。最後，這個條約隻能是不了了之。
接著，袁世凱很合時宜地在皇帝夢中去世。段祺瑞開始執政。日本人發現中國沒那麼好欺負，光靠硬的恐怕不行，於是乎，他們開始大談“中日親善”，還願意借款給中國用於祖國建設。當然，這個借款是有條件的，在這一年之內，段祺瑞政府可獲得日本14 500萬日元借款，條件是，段祺瑞必須把東北、山東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權益大量抵押給日本。
不過，這次日本還是被段祺瑞給陰了一回，因為這些抵押物都是空頭支票，到了後來，段祺瑞下台，中國分文沒還，弄得日本深感自己賠本賺了吆喝。
時間很快到了1918年冬天，一戰結束，巴黎和會開始，日本人又開始了自己的野心計劃。他們非常順利地將自己在山東的利益合法化，名正言順地在這個肥沃的土地上攫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利潤。
歸隱者與奮進者
毫無疑問，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發戶，他們憑借多年潛伏和地理優勢，獨霸了列強們在中國的特權和商業利益。戰後，日本一方麵出兵占領山東和德屬太平洋上三群島；另一方麵通過經濟擴張，幾乎獨占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市場。對外貿易激增，工業、商業、農業都獲得較大發展，日本由債務國變為債權國。
讓我們再把眼光往日本縱深方向發展，國家變成暴發戶之後，下邊的各大財閥當然也賺了一大筆，迎來了日本曆史上的經濟高速發展期。
在這期間，日本的大財閥也跟祖國一樣，完成了商業版圖內的勢力劃分，各自走上了穩定攀升的道路，他們的公司、財團經過生孩子般的陣痛腳踢之後，已經有了清晰、明確和聰明的管理製度，完全可以抵禦一般的風險與打擊。
其實，英雄常常沒有暮年，渴望成功與不甘心承認老去都衝擊著那些已經衰老的內心和身體。三井家族的大掌櫃益田孝便是如此。然而，造物弄人，風雲流轉，1911年年底，他必須要離開自己奮鬥了一生的家族和職位。
事件的起因是著名的“西門子事件”。導火索有兩個：一、1911年，西門子公司為了讓日本艦隊大量購入自己生產的船上電子設備給日本海軍贈與了天文數字級別的回扣；二、英國一家造船公司委托三井物產把自己製造的戰艦轉賣給日本海軍，為了完成這筆生意，三井物產又賄賂了海軍當局。
看起來沒有關係的兩件事情，其實彼此的聯係錯綜複雜。後來，吃回扣的西門子員工向自己的好朋友——一位路透社的記者聊起了此事，這個記者翻臉不認人，威脅西門子員工給他分錢，這個員工不願意，兩人最後兵戎相見——記者開始通過媒體報道這件醜聞。
事情公開後，引起社會大嘩，本來民眾就看四大財閥不順眼，這次更是怒火中燒。在西門子事件的引領下，政府開始調查三井物產公司有沒有類似的行為，結果發現了導火索中的第二件事情。
於是乎，三井物產的兩位高管被調查，益田孝也險些牽連其中。最後，兩個替罪羊遭到政府懲戒，這件事情也畫上了句號。其實，這個醜聞和益田孝必然有密切關係，至少是在他的授意下進行的。因為這筆生意牽扯的資金有40萬日元，如果換算成現在的日元能合好幾十億，所以，必須經過大掌櫃的同意，才可能實現。
聰明的益田孝在事件即將曝光之前，就提出辭職，遠離漩渦了。
事件曝光之後不久，有一個記者開始要挾益田孝，他幾次親登益田孝的家門，要求核查財產。益田孝的家人一方麵果斷拒絕，一方麵把家裏的東西轉移出去。雖然這件事情最後無疾而終，但可以肯定的是，益田孝絕對脫不了幹係。
不過，這個世界上，人們最大的優點就在於忘性很大，沒過多久，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聲打響時，沒有人再提及這件轟動一時的醜聞了。
一戰結束後，三井財閥又一次發了大財。1916年的數據顯示，三井家族的資本金達到2 000萬日元，而利潤則是1 900多萬日元，利潤率為95%。第二年，利潤率更是破天荒地變為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