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指示指出開展對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是在學術界中，在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的有效方法，是推動學術討論和科學進步的有效方法，是促進各個學術領域中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成長的有效方法，是培養、組織理論工作隊伍的有效方法。
1954年12月初，中國科學院和作協主席團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並成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工作委員會”。隨後，胡適思想批判全麵展開。各高等學校舉行各種討論會、座談會和批判會；各省、市級以上的報紙和學術刊物發表了幾百篇批判文章。195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共八冊，收入150多篇文章，計200多萬字。批判的內容，涉及胡適的政治活動、政治思想和他在哲學、文學、史學、教育學、考據學等各個學術領域的觀點。批判者認為，胡適用實用主義對抗辯證唯物主義，用唯心史觀對抗唯物史觀，用改良主義對抗社會革命論，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
毛澤東號召發起的這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五四以後30年間胡適思想在中國學術界特別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很深的影響，在建國之初的政治學習、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思想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1954年1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同《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中指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在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他。”哲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的許多專家學者也都認為，胡適思想的影響，不僅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而且在社會科學的全部領域中，都還嚴重存在著。這些舊的思想影響對於社會主義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起了阻礙作用。所以，這次批判，不僅使很多人開始懂得什麼是唯物辯證法，什麼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開始同胡適思想劃清界限；而且在意識形態領域為建設新中國清掃了基地。
運用“樹立靶子，以破促立”，要把“靶子”找準，一定要把真正錯誤的人和事當“靶子”，而不能把正確的東西當作批判的“靶子”。如果找錯了“靶子”，把正確的東西當作錯誤去批，去鬥，則會越批越出錯，越鬥越糟糕。另外，對於作為“靶子”的人要作寬大處理。隻能徹底批駁其錯誤思想，而不能抓住思想問題，對其在政治上、組織上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乃至肉體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