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定政策既是一個主觀的思維活動過程，又是一個主觀反映客觀，並與客觀相適應的過程。客觀形勢是我們製定政策的依據，我們一定要使製定的政策與發展變化的客觀形勢相符合。
在製定政策時，我們要對形勢進行客觀、科學的分析，要抓住形勢的特點和發展方向，要使我們的政策符合形勢發展的特點和方向。隻有這樣，我們的政策才是科學的，有效的，符合形勢發展需要的，才是順應人心民情的，才能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歡迎，才能在實踐中順利地貫徹下去。否則，就會造成政策和實際的脫節、抵觸和違背。這樣的政策，難以在實踐中貫徹執行，即使強行推行，也會造成人心不順，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損失，犯“左”或右的錯誤。
如果我們的政策是根據客觀形勢，科學地製定出來的，那麼一般來說，我們的政策和形勢是相適應的。但是客觀形勢在不斷地發展變化，有時甚至是“瞬息萬變”。盡管我們在製訂政策時充分考慮到了形勢變化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有時形勢的變化太快或太難以預料，我們原來的政策和變化後的新形勢又不相符合，不相適應了。這時，要使我們的政策同變化了的時勢相適應，我們必須對原來的政策作相應的改變或調整。
適應時勢，靈活善變，並不是主觀隨意，朝令夕改，使人無所適從，而是根據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對政策不得不作的改變或調整，這與我們的保持政策穩定性的原則並不矛盾。
毛澤東善於根據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對原有的政策進行及時的調整。
毛澤東剛進城時，設想在建國15年之後，中國才向社會主義開始轉變。也就是說，在建國之初的15年裏，不要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劉少奇在1948年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華北財經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民主革命勝利後，還不能馬上直接采取社會主義的實際步驟。他說：“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毛澤東讚同劉少奇的觀點，他還補充說：“到底如何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15年。”也就是說，15年之後，等條件具備了，再向資產階級展開全線進攻，一舉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立即采取步驟，逐步地、緩緩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但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促使毛澤東改變了最初的設想，開始重新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部署。
經過三年恢複時期，我國社會情況發生了如下變化：首先，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特別是土地改革的任務完成了，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其次，人民民主專政得到了鞏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有了根本好轉，這就為進一步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創造了條件；第三，經過穩定市場物價鬥爭和幾次大的政治運動，特別是經過“三反”、“五反”運動，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優勢進一步加強，而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虛弱的本質和孤立的處境也進一步暴露；第四，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已有初步開展，40%的農民加入了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出現了幾百個；經過兩次工商業調整，已有一半左右的資本主義工業被納入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由於這些情況的變化，毛澤東改變了剛進城時的設想，在1952年下半年，開始考慮要立即采取步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了。
1953年2月27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在湖北視察時同孝感地委負責同誌談話的內容。他說：什麼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過渡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讓他們把這話傳到縣委書記、縣長。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緒。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根據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原來的設想。這種改變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原來設想，在建國後，最初的15年時間裏，不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改變後，認為在三年恢複時期之後，立即采取步驟，向社會主義過渡。二是，原來設想，等15年之後，條件具備了，展開對資產階級的全線進攻，一舉轉變到社會主義。改變後，認為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不是一舉轉變，而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需要采取逐漸推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和政策，一步步地向前過渡，即使社會主義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爭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完成這一過渡。
中國古代有一些很好的寓言故事，諷刺那些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墨守成規，不思變革的人，如“刻舟求劍”“守株待兔”等。形勢變化了，我們的政策和策略，也要隨之發生變化。我們要順應時勢，靈活善變，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把今天的改革開放事業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