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暑假，大家都回家了，有同學告訴我，班上有4個同學沒回家，原來他們整天就在學校的咖啡館裏、圖書館裏逛來逛去，做什麼？碰外國人。如果他們碰到外國的老師、留學生，就跟他們套近乎、交朋友。變成朋友以後，就請求他們幫忙：“你幫我做個擔保，幫我介紹一下吧！”當時，大家都覺得特別不舒服，怎麼能這樣做啊？一點人格、國格都沒有了。可那幾位同學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隻有出國這一個念頭，就拚命學外語，拚命找外國人，不怕別人議論，也不準備別的科目的考試。結果，他們的成績很差，別的條件也沒有，最後分配工作也不好，而我們都分配到機關、高校等比較好的地方。當時，我們認為，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結果，我們大學畢業沒幾年，同學聚會時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4個人都沒到。一問，他們全出國了。這讓我們非常震驚！
說實話，當時我們大家都想出國，隻是覺得出國很難。但是與一定要出去的這4個人不一樣：我們是有機會就出去，出不去也就算了；他們4個是非出去不可。他們4個人的條件在我們全班來說，並不出色，成績不拔尖，家境也一般，也沒聽說國外有什麼關係，但他們4個人跟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他們非出國不可，結果他們全都出國了。
非坐下去不可，就真坐下去了
還有一件事情，也讓我知道了什麼是“非做不可”，“想要”和“一定要”是不一樣的。我在江西進賢當知青的時候，每年都可以回上海。有一次，我在進賢火車站排隊買票，一等就是半天。那天，我身體不舒服，渾身的骨頭像散了架一樣，特別難受。我站著，還拿著行李，整個人搖搖欲墜。地上都是鼻涕、痰，特別髒，行李根本放不下去。車站裏麵隻有少數幾個凳子，有一些人早已坐在那兒了，大多數人都站著。
我忍了一會兒，實在是站不住了。我看到一個長排凳子上雖然坐滿了人，但是有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之間的位子還有一點點空隙，盡管就那麼小一點點，我還是想擠進去坐。於是我走過去說：“實在是對不起！你們看能不能讓我坐坐，這兒還有一點點空隙。”這兩個人看到我想要擠著坐，雖然不情願，但也不好拒絕。女的就往左邊靠一些，男的就往右邊靠一些，那個時候我也很瘦，那麼一擠，竟坐進去了！我剛坐下去沒兩分鍾，旁邊站著的一個男的跟另一個女的說：“哎，你看，人就是要臉皮厚啊！”因為站著的人很多，他們可能也已經站了好幾個小時了，也想坐下。他的意思就是說：“你看，我們站了那麼長的時間，他那麼晚來的，居然還坐進去了，可見臉皮還是要厚啊！”
當時，我聽得清清楚楚。但我想，如果我臉皮不厚的話，這個位子我就別想坐了。我那個時候臉皮為什麼厚呢？其實，道理很簡單。我非要坐，一定要坐，除了這個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當你非做不可、一定要做的時候，就容易成功。在這個世界上，你想盡辦法一定要擠進去的時候，臉皮厚就臉皮厚吧，還真就擠進去了。
非站起來不可，就站起來了
1994年的一天，我在家裏看電視直播。當時印象特別深，看的是以色列著名小提琴家伊紮克·帕爾曼在人民大會堂的小提琴演奏。在拉琴的過程中，伊紮克·帕爾曼的淚水、汗水都混在了一起，就這樣整整拉了兩個多小時！他拉的《辛德勒的名單》等著名曲目，把猶太民族兩千多年顛沛流離的苦難淋漓盡致地演繹了出來，真正進入了人的心靈深處。
伊紮克·帕爾曼患有小兒麻痹症，他是坐在輪椅上，拉了兩個多小時的小提琴。表演結束後，他從輪椅上掙紮著想站起來謝幕。但一下子沒站穩，“啪”地摔坐在椅子上。這時，有一個女士衝了上來，獻了一束花給他。他接過那束花，還想第二次站起來。那個女士要扶他，但他非常禮貌，也很堅決地做了個手勢，意思是：你別扶，我自己站。結果，他第二次想站又沒站住。倒是那個女士站在那裏，不知道是該扶還是不該扶，很尷尬。當時，全場都看著他。結果他第三次又要站起來，我就看著他這樣努力地掙紮著，站了一半又坐了下來。
當時，我特別地震撼。伊紮克·帕爾曼就坐那兒，臉上的汗大滴大滴地淌下來。他閉了一會兒眼睛，全場鴉雀無聲，都看著他，全中國的電視觀眾也都在看著他。他第四次掙紮著站立，這次他終於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全場起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第二天很多媒體蜂擁而至。他在接受采訪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成功來源於自己，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隻要你想做。”
隻要你真要做、非做不可，你就總能做到。
非看電影不可，就真看到了
我在江西插隊當知青的時候，文化生活特別貧乏，一兩個月才能看一場電影。放電影的地方離我住的地方有2500米。每次那裏一放《地雷戰》、《地道戰》之類的電影，我們就特別開心。我們這些知青和當地的青年農民，把鋤頭一放，臉也不洗了，隨便吃兩口飯，就跑過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