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的親信們得知後，一致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如果華盛頓複出，會再次喚起人民對他的崇敬和留戀，這樣勢必對亞當斯的威望和地位造成威脅。亞當斯卻沒有那樣想，他認為國家的利益和命運高於一切，於是立即口授權漢尼爾頓給華盛頓寫信，請求華盛頓再次擔當大陸軍總司令，指揮美軍打敗入侵者。
與此同時，他又親自給華盛頓寫了一封信，並在信中誠懇地說：“當我想到萬不得已而要組織一支軍隊時，我就把握不準到底是該起用老一輩將領，還是起用一批新人，為此我不得不隨時向你請教，如果你允許，我們必須借用你的大名去動員民眾，因為你的名字要勝過一支軍隊。”華盛頓接到信後很感動，表示願意立刻肩負重任。幸運的是，就在華盛頓準備率軍出征的前夕，亞當斯終於通過外交斡旋的途徑同法國達成了和解。
這件事被美國人民傳為佳話，亞當斯的正直與豁達也被廣為傳誦。後來，一位著名記者采訪他時問道：“你為什麼不怕華盛頓複出會再次喚起人民對他的崇敬和留戀，進而威脅你的威望和地位？為什麼敢於起用比自己更優秀的人？”
亞當斯開始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給這位記者講述了自己少年時的一件往事。
“年幼的時候，父親要我學拉丁文。那玩意兒真無聊，我恨得牙癢癢。因此，我對父親說，我不喜歡拉丁文，能不能換個事情做？”
“好啊！約翰，”父親說，“你去挖水溝好啦，牧場需要一條灌溉渠道。”
於是，亞當斯真的到牧場去挖水溝。結果那天晚上他就後悔了，整個身子疲憊不堪。隻是他傲氣不減、不願認錯。於是，他咬緊牙關又挖了一天。傍晚時，他隻好承認：“疲憊壓倒了我的傲氣。”他終於回到了學拉丁文的課堂上。
在以後的歲月裏，亞當斯一直記著從挖水溝這件事中得到的教訓：必須承認人有所長，也有所短；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認為自己樣樣都行，實際上恰恰是自己的不自量力。
亞當斯深有體會地說：“真正出色的領導者，絕非事必躬親，而是知人善任，特別是敢於起用比自己更優秀的人才。如果高層領導者事無巨細、一律包攬，那隻能成為費力不討好的勤雜工式的領導者。”
正是因為亞當斯知人善任，才能憑借眾多優秀人才，特別是那些比自己優秀的人才，一步步地攀登上成功的巔峰。
問一下自己，你能容忍比你優秀的人嗎？你能用比你優秀的人嗎？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話，那你離成功就不遠了。
用人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最實用的藝術。在富人看來，善於用人不僅可以彌補自己的不足，還可以使自己變得強大無比。不善於用人的人，即使本人再優秀，也終難成為富人。
中國企業壽命短，平均隻有6-7年，而民營企業壽命更短，平均隻有2.9年。在世界排行榜上，華人在富人排行榜上的位置比企業排行榜上高得多，這是因為華人企業的形態是他個人的，而不是一個純企業的形態，這也是企業難以長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企業家必須將個人魅力、資源組織化，即善於運用兩類人：一類是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一類是不如自己的人。
3．以德服人，德贏市場
在這個社會裏，所有人都相互依存、相互製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存在著一種辯證關係。想要為自己賺錢，首先得為社會公眾提供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即必須盡量滿足社會公眾的利益，為別人創造便利和幸福。你為別人提供的便利和價值越多，社會給你的回報也就越多。隻有為別人和國家創造了財富和幸福，你才能得到利益。利人在前，利己在後，損人利己的人在社會和市場經濟中沒有立足之地。社會對損人利己的報償是嚴刑峻法，若仍不悔過自新，社會就會將其鏟除掉。這不僅是商業道德的基礎，也是商業道德的要求。市場要求商人要講“德”，一個有德行的人會待人和善、做事忠誠、言行坦白，無論外表是否美麗，都會受到人們的真心歡迎。偉大的人格具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足以使身邊的人受到感化。與此相反，一個品行不端、德行糟糕的人，不可能結識到真正的朋友，也不可能獲得長久的成功事業。
道理能征服人，主要靠真理的力量；道德能征服人，主要靠人格的力量。人格和德行作為一種非智力因素，盡管不是道理，但往往勝於道理。我們常講德高望重，其實“德高”不僅能“望重”，而且能“言重”，即增加講道理的分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德行是形象的道理，道理是抽象的德行；道德的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人格的缺失是最可怕的缺失。所以，要想成為富人，需要以德立身，這也是一個成功者必須確立的內在標準，沒有這個內在標準，即使你再聰明狡黠，人生之路也會失去方向，道路也會越走越窄，失敗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