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由上月上漲1.0%轉為下降1.6%，連續第10個月下滑，並且6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工業品出廠價格（PPI）下降4.5%，降幅比上月擴大1.2個百分點，連續6個月呈持續下降態勢。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的雙雙下降，預示著通縮風險在加大。
2007和2008連續兩年的高通脹，曾讓我們左支右絀、疲於應付，且效果不佳。實際上，我們缺乏應對通脹的經驗。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絕大部分時間困擾我們的是通縮而不是通脹。因此麵對倏忽而至的通脹來襲，我們顯得缺乏準備。但是意想不到的是，通脹來之既快，去之也速。半年多的時間，整個經濟形勢急轉直下，通縮陰影卷土重來。
1998年以來，中國享受了近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美妙時光，這是如何做到的？歸納起來，筆者認為有兩點是至關重要的：其一，加入WTO，“中國貨”行銷全球，巨大的外部需求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其二，極度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是低通脹最重要的原因。對於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而言，勞動力成本是最重要的成本。農民工工資10年來沒有明顯的上升，勞動力成本低使得“中國製造”具有極強的價格優勢，也造就了中國製造業超凡的競爭力（當然，這裏的低工資並非指絕對工資，而是指相對勞動力的產出來說，中國勞動力的工資是相當低的）。低工資也壓製了普通勞動力的消費能力，國內需求長期不足，“低通脹”局麵由此形成。
現在全球麵臨號稱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經濟有可能陷於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危險的境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外部需求大幅萎縮。外需不足，更多的出口產品必然在本就狹窄的國內市場空間競爭，導致國內供給驟增，價格水平下行，通縮壓力陡增。
前麵說了，中國經濟長期以來通縮的根本原因在於低工資，特別是產業工人的低工資。低工資成就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但這也是中國遲遲不能擺脫內需不足、經濟長期麵臨通縮陰影的重要原因。
政府並不是沒有認識到“低工資”的害處，《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地方政府所謂的“工資倍增計劃”均是著眼於此，然而效果並不盡如人意。特別是《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更是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些人士認為該法直接幹預勞動力合約，對整體就業和經濟效率不利，危害甚大。
那麼，政府有沒有更好的選擇？一方麵這種選擇不幹預由市場自由競爭決定工資的基本製度，也即工資由勞動力市場的供需決定；另一方麵又可以實實在在地提高工人的工資。
有的，實際上政府近些年來也著手在做，那就是提高務農的收入、提高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為什麼說提高務農的收入就可以提高社會整體工資水平？
中國30年來的經濟大發展時期，也是一個城市化急劇發展的時期，大批農村勞動力湧向城市，成為產業工人。這完全是一個自發的遷徙運動，沒有人拿著皮鞭強迫這些昔日的農民去城市“揾工”，並最終定居下來，成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為什麼？道理很明白，城市務工的收入遠勝務農的收入。長期以來，為支持工業的發展，透過各種製度和政策的安排，農產品價格尤其是糧價一直被人為壓低，“農業補貼工業”的結果是不但工業獲得了低廉的基礎原材料，更重要的是工業獲得了廉價的勞動力。前一點，許多人都看到了，而後一點卻並不廣為人知。實際上，大批的高素質的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這是長期壓製農產品價格的結果。
如果大幅提高農產品價格，務農的收入增加，城市的工廠要想吸引農民工去就業，必然會開出更高的工資，因為務農收入的增加使得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增加了。務農收入足夠高的話，會吸引農民工回流，勞動力的供給減少自然會提升產業工資。其實，10年來農民工的工資沒有明顯提高的背後正是農產品價格的長期徘徊不前、務農收入的長期低下。
對此，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有如下精彩論述：“工業的發展帶動了‘農轉工’的興起，但當達到了近於均衡點，工業的工資是由農民的收入決定的——工業工資不夠高，農民會選作陶淵明。也可以這樣看，工業的工資會因農民的收入夠高而被保護著，遠勝什麼最低工資或新《勞動法》等外來辦法的保護。勞力的收入決定了餘下來的其他資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地以類似的競爭情況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