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於美國的金融海嘯正波及全球，世界經濟有可能陷於衰退。中國經濟即使“衰退的可能性等於零”（周其仁的判斷），實體經濟下滑顯然也不可避免。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經濟的長期增長有賴於資本、勞動的投入以及生產技術的進步，但是短期內則取決於總需求水平。對於一國經濟而言，總需求由投資、消費、外部需求（淨出口）（俗稱“三駕馬車”）構成，然而對於中國經濟而言，消費長期萎靡不振，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名不副實。現在中國商品主要出口目的地——美國和歐盟經濟均可能陷於衰退（歐盟委員會近日稱歐盟2009年經濟零增長），“三駕馬車”有可能再倒下一“馬”，投資勢必獨木難支，這種情況下，總需求的下滑不可避免，這也意味著實體經濟短期內的下滑不可避免。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為什麼能挺過來？（注意是“挺”，1998年、1999年中國GDP增速分別為6.9%、6.2%，出現了大幅下滑，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低增速）這一方麵和政府在此期間大力增加投資有關，更主要的是那時歐美經濟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較小，中國商品的外部需求受到的影響不大，並且那時候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沒有現在這樣高，因此當時通過大修公路、鐵路、橋梁等基礎設施，有驚無險地渡過了危機。此次麵對外部需求的大幅下滑（沿海地區大批製造業的倒閉、冷清的秋季廣交會已經說明了一切），中國企圖再次以大手筆的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效果可能沒有10年前有效。相較於10年前，中國的塊兒頭明顯變大了，對外需的依賴更加嚴重，這個時候如果內需不能挺身而出，隻依賴投資，中國經濟想要再次安然避過危機，恐怕有點兒懸。
啟動內需，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喊了10年，然而一直沒有任何進展，消費占GDP的比重長期徘徊在1/3左右（成熟發達國家在60%以上）。為什麼？因為中國的出口實在是太強了，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後，出口更是突飛猛進。出口這駕馬車動力足夠強勁，中國經濟增長無憂，以至於“啟動內需”長期停留在口頭重視上。但是這一次，啟動內需必須動真格了，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我們認為，對此，最高決策層的認識也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消費為什麼長期上不去？原因很簡單，沒錢。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偏低，口袋沒錢怎麼消費？但是在沒錢的同時，如何解釋銀行儲蓄的猛增？中國的儲蓄總額在GDP中的比例近年高達50.6%，10年前則為40.7%。儲蓄是將當前的消費推遲到未來的行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越高，可能的支出越大，儲蓄比例就會越高。當個人的社會保障絕大部分依賴個人完成時，風險徒增，儲蓄比例自然升高。因此，銀行儲蓄的猛增，並不能說明老百姓有錢了，反而說明社會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更為要命的是，在社會儲蓄猛增的背後，家庭儲蓄同期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從20.1%降到15.3%；而政府、企業的儲蓄幾乎翻了一倍，占到GDP的35.3%。這說明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財富大多數流向了政府、企業而非個人，收入分配格局嚴重失衡。消費長期上不去的原因就在這裏。
因此要想啟動內需，急需改“國富民貧”為“國強民富”。中國的13億人口8億在農村，而農民一直是消費力最弱的群體。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達3.33：1，絕對差額為9646元，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最大。因此，啟動內需必須從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著手。十七屆三中全會把研究推進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正是體現了上述思路，而一個具體體現便是會後不久立即決定大幅提高2008年的秋糧收購價和2009年的最低收購價。這是國家一年之內第三次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並且提價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此次提高後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已經接近甚至高於市場價格水平。由於經濟下滑，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肯定不如從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速度勢必會放緩，甚至會出現回流。經濟景氣時，農民可以獲得較多的務工收入；經濟不景氣時，務工收入減少，務農收入就顯得更為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對於農民增收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