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多極增長發展戰略。就是在中西部地區選擇幾個省、市或地區或流域（如長江流域），像過去扶助東部沿海增長極那樣，培養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
三是沿江經濟帶以互助互動為中心的協調發展戰略。這一戰略主要內容包括：以水資源開發和利用為先導，把“黃金水道”的開發利用協調與發展灌溉農業和發展高能耗、高水耗、大運量工業體係結合起來；以市場機製為基礎，促進資源利用的互補與協作；一般產業協調與高新技術產業協調，建立沿江經濟帶市場聯合體，協調區域市場，協調金融市場，堅持資源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實施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上述三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行性。考慮到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非均衡的客觀事實，也認識到製定發展戰略應當從全局出發，重點放在如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實現上，同時十分關注我國區域發展中公平與效率問題，試圖在三者的統一中尋找最佳的區域發展模式，因而筆者認為，我國更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
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是指由於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入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並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上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另外，國民經濟各地區、各產業之間的發展要保持協調。這就要求國家實行的傾斜政策必須適度，必須以保持地區的產業協調發展為前提，因此，適度傾斜與協調發展相結合就成為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
三、區域經濟關係衝突的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區域經濟關係領域發生了兩輪十分嚴重的區域經濟衝突。每一輪衝突都加劇或引發了幾乎所有的重大宏觀與微觀經濟問題，同時還造成了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和“三角債”成災等極其嚴重的信用危機。展望“十五”計劃時期，雖然發展勢頭良好，但現實中仍潛伏著第三輪區域經濟衝突的潛在誘發因素，區域製度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區域經濟領域發生了兩輪區域經濟衝突。這兩輪區域經濟衝突的基本線索是非常清楚的：重複建設（即盲目引進與重複布局）一原料大戰一市場封鎖一價格大戰。回眸過去的兩輪區域大戰，與80年代相比較，90年代的區域經濟衝突在規模、涉及範圍、破壞性程度等方麵都要嚴重於前一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製變革，一元經濟利益主體逐步為國家、區域、企業和個人等多元經濟利益主體所取代，地區經濟利益主體地位不斷加強，企業的經濟利益得到政策的承認並在一定程度上兌現。但迄今為止，從傳統產品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遠未完結，而且新舊體製並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並使以前較為隱蔽的矛盾顯性化、複雜化、多樣化。這些矛盾在不同層次的經濟中均有所反映。在區域經濟層次上這些矛盾的共同特征衝突加劇，大戰不斷。
改革以來的區域經濟衝突在不同階段表現為不同的具體形式，每一階段的衝突都引發或加劇微觀與宏觀經濟矛盾。從改革開始至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以來的區域經濟衝突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1984年）為盲目布局與盲目引進階段。在“分灶吃飯”等改革措施實施後，各地區獲得了一定的財政、投資與外貿等權利，地方經濟利益得到明確承認。同時，當時的價格體係存在較多的問題且仍然具有較大的剛性，其中對區域經濟關係影響很大的主要問題是，比較而言能源與原材料的價格偏低而加工業產品的價格偏高。在這種背景下，出於對財政收入的追求，各地區競相向見效快、價高利大的加工工業投資，競相從國外引進這些加工工業的設備與技術，重複引進頗多。由於各地區財力有限。資金分散，投資規模小，大部分新建企業與規模經濟要求相去甚遠。這一階段的衝突造成全國性投資膨脹、區域產業結構趨同、企業規模不經濟、加工能力與能源、原材料的供給嚴重失衡等惡果，並為下一階段的衝突升級埋下了種子。
第二階段（1985—1988年）為原料大戰階段。在原材料供應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各地區為了不使本區內的加工能力閑置，政府、企業甚至個人紛紛加入原材料大戰行列，區域經濟大戰此起彼伏，而且衝突劇烈。資源省區采用各種強製性手段明令禁止區內農副產品與原材料輸出，到處封關設卡。當時有人驚呼“再沒有不設防的城市”。加工省區則以抬高價格、強行闖關等方式搶購。這一階段的衝突使全國與區域經濟關係進一步混亂。由於投入物的售價不斷被抬高，中間產品、最終產品的價格輪番上漲，全國物價總水平上漲幅度大，通貨膨脹日益嚴重。與此同時，扭曲的價格信號導致農副產品及原材料的需求虛假，經過漲價與產量擴張的交替影響，許多農副產品與原材料過剩，大量資源浪費或閑置，許多農民與小的原料生產廠家損失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