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周期（1982～1986年）。這一期間，由於國家信貸的放鬆，企業自主權的擴大，1982年、1983年，經濟回升，經濟增長率分別回升到9.1%和10.9%。1984年，經濟增長率66超出11%，達到15.2%的高峰，經濟再次過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1985年3月，政府提出加強和完善宏觀經濟的控製和管理，堅決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長速度的現象。但這一年過熱局麵沒有控製住，當年經濟增長率仍為13.5%。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緊縮型宏觀調控，1986年的經濟增長率為8.8%。在這個周期內，從1984年的高峰到1986年的低穀，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6.4個百分點；上升階段3年，下降階段2年，共5年。
第三個周期（1987～1990年）。第二次緊縮型宏觀調控並沒有完全到位，1987年，經濟增長率又超出11%，達到11.6%的高峰。1988年，經濟增長率僅略有下落，為11.3%。由於連續的高通脹，使我國消費者產生了通脹預期，人們認為存錢不如存物，於是發生了銀行擠兌，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度減少，而消費額卻大幅度增加。這種消費行為的突變直接引發了此次經濟波動，1988年的物價上漲率達到18%，出現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緊縮型宏觀調控。1989年開始進行治理整頓，1989年、1990年，經濟增長率分別降至4.1%和3.8%。在這個周期內，從1987年的高峰到1990年的低穀，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7.8個百分點；上升階段1年，下降階段3年，共4年。
第四個周期（1991～2001年）。1991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9.2%，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在這種態勢下，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誌南巡視察，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麵。但由於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還沒有根本轉型，投資饑渴、急於求成、層層片麵追求高速度等弊端還沒有被克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很快衝出10%，達到14.2%的高峰。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煤電油K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給全線緊張。金融秩序混亂，社會集資規模急劇擴大，國家銀行資金大規模以非貸款的方式流出，貨幣供給量失控，明顯出現了經濟過熱。1993年上半年，過熱態勢繼續延續。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次緊縮型宏觀調控。經過三年多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經濟增長率回落到10%以內，為9.6%。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商品零售價格）也從1994年的21.7%降至1996年的6.1%。
“軟著陸”的調整成功之後，又出現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國內有效需求的不足。對此，1998年政府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97年到2001年，我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個“七上八下”的相對平穩的位勢上。
在1991～2001年的這個周期內，從高峰（1992年）到最低穀（1999年），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7.1個百分點；上升階段2年，下降階段9年，共11年。
第五個周期（2002年至今）。2002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8.3%，2003年，上升到9.3%，經濟處於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2004年第一季度，又高達9.8%，已經貼近10%的上限警戒線。從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運行已處於由局部過熱到總體過熱的邊5上，部分行業過熱，投資需求過旺，信貸投放過快，物價水平不斷提高，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對此，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果斷地采取了一係列宏觀調控措施，並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2004年全年的經濟增長率為9.5%，沒有衝出10%的上限警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