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好先等自己恢複了鎮靜，然後再回答他的話。這是一個局外人首次根據他的觀點向我談羅拉和瑪麗安的事情經過——首次如實反映了我們所遇到的種種可怕的障礙。
“毫無疑問，”我說，“您所說的事實，在證明中好像對我們很不利，但是——”
“但是您卻認為那些事實一經過您的說明，都可以被推翻了，”基爾先生打斷了我的話，“讓我把這方麵的經驗說給您聽聽吧。一個英國陪審團如果麵臨選擇，或者是受理表麵上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或者是聽信真情需要解釋的長篇說明，這時候它一向是不去傾聽說明，而是相信事實。比如說，格萊德夫人宣稱（為了避免爭論，我就這樣稱呼您所說的那位夫人吧），她曾經在某家人家過夜，而結果證明她並沒有在那家過夜。您解釋這件事的時候，說明了她的精神狀態，從而得出了一個形而上學的結論。我並不是說這個結論是錯誤的——我隻是說，陪審團寧可相信她說話自相矛盾這一事實，不願接受您為這自相矛盾的現象所做的任何解釋。”
“但是，難道就不可以，憑借耐心和努力，找到更多的證明嗎？”我仍舊堅持己見，“哈爾科姆小姐和我還有幾百鎊——”
基爾先生再也不能完全掩飾憐憫的神氣，他朝我看了看，搖了搖頭。
“現在就從您自己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吧，哈特賴特先生，假如您對珀西瓦爾·格萊德爵士和福斯科伯爵的那種看法是正確的（要知道，我本人並不同意那種看法），那麼，假使您要收集新的證明，他們就會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辦法來為難你。”他說，“在訴訟活動中設置重重障礙，對審訊程序的每一個步驟都強詞奪理地進行阻撓——等到我們花完了不是幾百鎊，而是幾千鎊，很可能到最後還是輸掉了官司。那些按照相貌相似來確定身份的問題，它們本身就是最難判斷的——即使不牽涉到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案件中這樣複雜的關係，它們也是最難解決的。對於現在這樣一件離奇的案件，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即使埋葬在利默裏奇村墓地裏的那個人不是格萊德夫人，但是照您所說，她活著的時候和格萊德夫人十分相像，那麼，即使辦妥手續，請求官府核準，發墳起屍，我們仍舊得不出什麼結果。總而言之，沒辦法打贏這場官司，哈特賴特先生——肯定沒辦法，沒辦法打贏這場官司。”
但是我堅決相信有辦法打贏這場官司；而因為具有堅強的信心，我就改變了爭論的焦點，再一次請問基爾先生。
“除了確定身份的證明以外，還有可以提出的其他證明嗎？”我問。
“在您談到的情況下，再沒有其他可以提出的證明了，在所有的證明中，最簡單和最可靠的，是根據日期的比較對照得出的證明，”他答道，“然而，據我了解，這種證明您已經是沒法發現的了。假如您能證明醫生證明書上的日期和格萊德夫人去倫敦的日期不符，那麼，情形就完全改觀了；那樣我就會第一個說：讓咱們起訴吧。”
“那日期還是可以發現的，基爾先生。”
“有朝一日被發現，哈特賴特先生，您就能打贏官司了。您現在如果就有辦法發現，請告訴我，咱們可以商量一下，讓我能給您出點什麼主意。”
我考慮了一下。女管家不能幫助我們；羅拉不能幫助我們；瑪麗安不能幫助我們。很可能，知道那日期的隻有珀西瓦爾爵士和伯爵兩人。
“目前我還想不出一個辦法，來確定那日期，因為，除了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爾·格萊德爵士，我再想不出有誰肯定知道那日期。”我說。
基爾先生那張始終保持鎮靜、聚精會神的臉首次放鬆，現出笑容。
“我想，您既然對那兩位先生的行為抱有那種看法，”他說，“大概也就別想指望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了吧？他們如果夥同一氣，憑借陰謀弄一大筆錢到手，那麼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說出那日期的吧。”
“他們會被強迫著說出來，基爾先生。”
“被誰強迫著？”
“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