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八八七年的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因操勞過度把身體累壞了，還沒有完全恢複。荷蘭-蘇門答臘公司案和莫波圖依茲男爵的龐大計劃案，人們依然記得很清楚。這些案件與政治和經濟關係很密切，不便在我的回憶錄中加以描述。但是換個角度來說，這兩起案件又那麼複雜與特殊，使我的朋友有機會證明一種新的鬥爭方法，這方法是他在畢生與犯罪行為作鬥爭中所使用的所有方法中的一種。
我仔細地查閱了筆記，發現在四月十四日那天，我曾收到一封從裏昂發來的電報。電報上說，福爾摩斯先生在杜朗旅館裏臥病不起。沒過二十四小時，我就趕到他的病房，看到他的症狀並不像我想象中的那麼厲害，這才放心。像他這樣鋼筋鐵骨般的體質，在兩個多月裏，在調查的勞累之下，最終也垮了下來。在這兩個月裏他每天至多睡四個小時，而且他還對我說，有一次他甚至接連工作了五天。即使是喜悅也沒有辦法讓他在這樣可怕的疲勞之後恢複過來。在他的名字響遍了整個歐洲，以及各地發來的賀電堆積如山的時候，我發現福爾摩斯仍然感覺很痛苦，三個國家的警察都失敗了，而贏的卻是他。他挫敗了歐洲技藝最高超的詐騙犯玩弄的鬼把戲。盡管是這樣，也不能使他打起精神。
過了三天，我們一塊兒回到了貝克街。環境改變對我的朋友明顯會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鄉下去呆一個星期，這種想法對我也充滿著巨大的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賴蓋特買了所別墅，最近他說，隻要我的朋友願意，可以和我一塊兒去，他會很樂意款待他。福爾摩斯同意了。在從裏昂回來一個星期之後，我們來到了上校的住所。海特是一個灑脫利索的老軍人，見多識廣，他很快發現福爾摩斯和自己談得來，這正是我所預見到的。
在我們到的那天傍晚，剛吃過晚餐，我們坐在上校的貯槍室裏。福爾摩斯則躺在沙發上，海特與我正在興致勃勃地看他那貯藏東方武器的小軍械室。
上校突然說：“順便說一下，我想拿一支手槍帶上樓去，以防警報。”
“警報?!”“是的，最近在我們這個地區出了事，使我們大受騷擾。老阿克頓是一個富紳，可上星期有個人突然闖進他的住宅。他雖然沒有受多大的損失，可是那家夥卻仍然逍遙法外。”
“毫無線索?”福爾摩斯問上校。
“現在還沒有什麼線索，不過這隻是小事情，是我們村子裏一件小小的犯罪案件。在您辦過這樣的國際大案之後，它肯定不會引起您的注意吧，福爾摩斯先生。”
福爾摩斯擺了擺手，叫他不要誇獎自己。
“有何重要的線索?”
“我想沒有，那些盜賊在藏書室裏大搜一番，卻沒有得到什麼。整個藏書室翻了個遍，結果隻有一卷蒲柏翻譯的《荷馬史詩》，兩隻鍍金燭台，一方象牙鎮紙，一個橡木製的小晴雨計和一團線不見了。”
“真是稀奇古怪!”我喊道。
“嗯，這些家夥顯然是順手牽羊，碰到什麼拿什麼。”福爾摩斯在沙發上哼了一聲。
“地區警察應當能從這些細節裏看出點兒什麼，”福爾摩斯繼續說，“喂，顯然是……”
我突然打斷他，警告他說：“我們到這裏是為了休息，我親愛的朋友，在我們還非常疲憊的時候，請你務必不要著手搞新的案件。”
福爾摩斯聳了聳肩，我們便轉到輕鬆的話題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