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父親更像一個政治家。他可以輕而易舉地瓜分波蘭，也可以不動聲色、有條不紊地踏平愛爾蘭。後來，我母親不抱希望了，不得不放棄了一切努力。像她這樣富有同情心、品德高尚的人，一旦陷入這種境況，而周圍的人卻又無動於衷，她能怎麼樣呢？恐怕到了最後審判日，人們才知道吧。至於我，她的教誨卻我卻深深牢記。無論父親說什麼，她都不表示不同的見解；但用她那誠摯、深沉的人格力量在我靈魂上留下的印記，使我感悟到：即使最卑賤的人也有價值和尊嚴。我滿懷敬畏之情望著她，聽她在夜晚指著星星對我說，‘瞧那兒，奧古斯了！那些星星消失之後，我們這兒最卑賤、最可憐的靈魂也依然存在——像上帝一樣萬世常存！’”
“但是，唉！唉！我十三歲那年離開她，就再也沒有聽到過她的教誨！”
聖·克萊爾用手捂住臉龐，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他才抬起頭，繼續說道：
“人的德行是多麼輕賤的東西啊！總的來說，不過是地理位置和經緯度對人的性格產生的影響罷了。比如，你父親在佛蒙特安家立業，那個城鎮上的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你父親成為一個忠誠的基督徒和教長，後來參加廢奴派，於是就把我們看作野蠻人。其實，不管怎麼說，就其習慣和本性而言，隻不過是我父親的翻版。事實上，盡管他碰巧降生在一個民主時代，相信一點民主理論，但他骨子裏仍舊是貴族，跟我統治五、六百奴隸的父親並沒有什麼區別。”
奧菲莉亞小姐對這樣的描繪很不以為然。她放下手裏的毛線活兒，正欲反駁的時候，聖·克萊爾阻止了她。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我並不是說他們一模一樣。他們一個落在與天性完全不合的環境裏，一個落在適合其天性發展的環境中；從而，一個變成了傲慢、固執、倔強的民主派，一個變成傲慢、固執的專製派。如果他們兩個都在路易斯安納當莊園主，他們就會一模一樣的。”
“你太過分了！”奧菲莉亞小姐說。“我對他們沒有不敬的意思。”聖·克萊爾說。“傲慢無禮並不是我的專長。還是回到我們的故事上來吧。”“父親去世後，全部財產留給我們弟兄兩個，我們協商分割。我哥哥對於與他地位相等的人，他非常慷慨大度。在財產問題上，我們的意見一致，沒有因為財產而傷及手足感情。我們開始共同經營這個莊園；阿爾弗雷德在外麵的經營才能和活動能力都比我強，他成為一個積極的莊園主，而且幹得很非常棒。”
“經過兩年的經營，我發現我們無法再合作下去。我們有七、八百個黑奴，我不能一個個都非常熟悉，也不能關注他們每一個人的利益。他們像一群牲口那樣被奴役，怎樣才能把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繼續降低，但還能讓他們照樣幹活，這就成了一個經常碰到的問題。當然少不了監工和工頭，也不能沒有皮鞭，因為那是最具說服力的方法——這一切都讓我憎恨和厭惡；但我當想起母親對每一個受苦的人的靈魂所做的評價時，我感覺更可怕了。”
“如果有人說奴隸就吃這一套，那完全是胡說八道！實際是什麼樣的，每個人心裏都有數。世上哪有這種人，願意終生在別人的監督下幹活，而沒有行使自己意誌的權力，一直從事一成不變的勞作，一年到頭卻僅僅得到一條褲子、一雙鞋和一個住的地方，以及僅能糊口從而維持體力繼續幹活的口糧！誰要是認為任何人都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得很舒服，我倒希望他也能來嚐一嚐其中的滋味。我願意把這狗東西買來，強迫他幹所有的活，而且心裏絕不會有歉疚！”
“我一向認為，”奧菲莉亞小姐說，“你，你們所有的人，都擁護這個製度，而且從《聖經》上找到依據，認為它合理呢。”
“胡扯！我們並沒有墮落到那種地步。阿爾弗雷德是個頑固的暴君，但他都不屑於做這樣的辯護；不，他傲慢地引用那冠冕堂皇的理論：弱肉強食。他說，美國的莊園主‘隻不過以另一種形式做著英國資本家和貴族對下層階級所做的事。’我覺得他說得很對。那就是為了上層階級的利益，剝削他們的骨頭和肉體，精神和靈魂。他說，不對廣大群眾奴役，就不可能有高度發展的文明，不管這種奴役是名義上的，還是實質性的。他說，必須有一個下層階級，專門從事體力勞動；這樣上層階級才有財富和餘暇去謀求淵博的知識和進步，才能成為主宰者。他提出這樣一套理論，因為他是天生的貴族；但我不信這一套，因為我天生是民主派。”“這兩件事怎麼能算一回事呢？”奧菲莉亞小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