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機會來了。1941年，周璿在主演電影《夜深沉》時，向外界宣布此片的男主角非韓非莫屬。這對於韓非的事業而言，是一個裏程碑式的飛躍。至於後來，《夜深沉》在周璿的個人生活中激起那樣大的波瀾，這卻是韓非始料不及的。因為男女感情這種事情，其實像愛著的男女共坐於一條小舟上，至於那男女是在享受婉而趣的人生閑適，還是在濃蔭密匝的低徘中仍然覺得了人生的焦躁，你必須擠上了那條小舟，才能知道個中滋味。
周璿的情變，是當年上海大眾熱議的一個焦點。為了向公眾澄清視聽，1941年8月，嚴華與周璿各自在《萬象》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分別從各自的立場出發，解釋這場愛情的必要性，以及分手的正確性。不過，我看來看去，卻像一對吵過架的夫妻仍然在賭氣，好像找不出一定要散夥另起爐灶的必然理由。
例如，周璿在《我的所以出走》一文中，喋喋不休地強調：
自離家以後，我始終是沉默著，希望獲得一個合理的解決。直到輿論對我發生了許多誤解，我萬不得已，才在報上登了啟事，將我的隱痛約略向各界人士訴述了一遍。但是還有許多事，我尚未一一辯白。比如說，嚴華說我帶了銀行存折走的，不錯，我是帶了兩萬元的存折走的，但這不過是我的積蓄的一部分，實際上我名下所有的錢不止此數，我在百代公司灌《西廂記》，版稅就有八千元呢！但是我隻找到了這二萬元的存折，而且其中一部分還是定期的，我帶走了也等於沒有帶。誤解我的人以為我帶了錢跑了！這簡直使我隻有悲憤。
後來，周璿在1941年的上海《申報》上，又有一個補充說明：
嚴君明知銀行存款為璿之私蓄，而竟意圖攫為己有，登報掛失，去函止付，跡其所為，嚴君重視床頭之金十百倍於床頭之人。璿以勞力所獲之資，近年為數頗巨，即以灌音……《何日君再來》等片先後版稅何止巨萬？悉數交彼，璿囊中所存，每不逾五元，偶有親友見訪，無以置肴點，有失禮貌，使璿啼笑皆非。
這個時候的周璿已經是一個22歲的成年女性了，而不是從前那個天真未泯、不諳世事的周小紅。嚴華對於周璿的要求如此嚴格，雍容淡雅的一代影音紅伶，口袋中可供支配的零用錢竟然不夠五元，難怪周璿會大呼受不了。
那麼，嚴華的解釋又是怎樣的呢？《九年來的回憶》一文中，嚴華是這樣說的：
周璿加入了國華影業公司，起先訂立的合同，連我的曲在內，每月的薪金是450元，第一部主演的片子，是《孟薑女》。一年後，公司當局重和她訂立合同，每年規定拍戲四部，每部戲的酬勞是兩千多塊錢。
……
我和周璿，在百代、勝利、蓓開三個公司灌過很多唱片，這些都是我們兩個人共同的心血。灌片的待遇是：做一個曲子，代價一百數十元。灌唱人方麵，女的是每張致酬200元，男的是150元，其他再抽版稅百分之六。”
從這一段文字，我們不難看出，周璿在創造家庭財富方麵，已經成為了絕對的主力軍。可是，嚴華卻反複向周璿強調：“我們是從勤苦耐勞裏奮鬥出來的，我們不能忘記過去，應該用的用，不應該用的不用。”在自己擁有巨額收入的前提下，卻被人家限製於一個月不超過五元錢的零用錢，換成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會難以忍受。難道嚴華不知道女人如花，愛一個女人就得用心去哄她嗎？
嚴華在婚姻走到山窮水盡時，仍然侃侃而談人生的大理想大抱負，而沒有收拾好心情來檢討自己在婚姻中的得失。也許這個時候，嚴華與周璿都真的是太年輕了。雙方負氣的最終結局，隻能是協議離婚。
嚴華說，那一個夜晚，自己是在浦東大廈一個寫字樓裏簽字的，周璿則在寓所簽名。簽完字，嚴華從寫字樓出來，朗朗夜空，使他有了一種恍如隔世的生疏，霎時，嚴華的心底竟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此後，嚴華的生活頗為低調。新中國成立後，嚴華在中國唱片社上海分社擔任編輯工作。1992年1月11日，病逝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