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棣出現在周璿的感情生活中，卻令人覺得有點烏龍。唐棣有一個個人簡曆，隨後，被周偉、常晶收入了《周璿傳》中：“1938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39年至1943年，就職於國民黨總政治部三廳宣教科兼調第九戰區戰地政工大隊。1943年後，轉職於國民黨勵誌總社任美術股幹事，上校軍銜。”
1951年春，大光明影片公司準備開拍一部《和平鴿》的電影。導演陶金想到了周璿，便邀請她參加了電影的拍攝工作。當時，唐棣一時失業，無事可做。男主演顧而已便向劇組推薦了唐棣，說是請他來幫周璿畫宣傳用的肖像，肯定馬到成功。
這樣，唐棣便走進了周璿的生活。周璿當時跟朱懷德分手之後，精神上受的打擊頗大，人的表情也有點憔悴，因此，周璿對於唐棣正在創作中的肖像畫特別在意，從臉上的色彩濃淺、到光線的投入角度，周璿均要一一過問。慢慢地兩人就熟悉了，話匣子也打開了，周璿發現唐棣也是一個頗為風趣的人。這樣，周璿跟唐棣相處的時光，似乎也覺得了陽光的明媚，生活中的事事均清潤靜正。她想：自己的身邊，能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男子陪著自己，也許是真的很好呢？這樣，到了1951年5月，唐棣便成了周璿枕流公寓中的常客。不久，周璿懷有身孕。1952年8月30日，生出次子周偉。
唐棣的麻煩事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唐棣與周璿交往沒多久，社會上就有“窮畫師勾引大明星，女明星被人誘奸”的消息在流傳。至周璿懷有身孕的期間，周璿的精神病已經發作，唐棣卻仍然未能與周璿履行結婚手續，考慮到唐棣的國民黨背景，這件事情，便迅速升溫成了一樁刑事案件。周璿唯一的親人——養母葉鳳妹，把唐棣告上了法院。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於1952年5月，以詐騙罪和誘奸罪判處唐棣有期徒刑三年。
關於這樁案子，周璿長子周民在《周璿日記》中是這樣解釋的：
根據《婚姻法》和其他相關法律，一個精神病人是不能結婚的，精神病人是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如果一個正常人與一個精神病人發生性關係，按刑法規定，是要按強奸罪論處，是要承擔刑事責任的。
“從時間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進入周璿的生活，並實施了其違法行為，這正是周璿精神病發作期間。唐棣把這種乘人之危的卑劣行為稱之為‘愛情’（要看事實，決不能聽信一麵之詞，妄加推測。他自稱的所謂愛情，在不久後周璿的日記和書信裏卻未見提及一字，可見他在周璿心目中的地位），而相關知情人（王人美、吳茵、黃晨、黃宗英、朱愛珍等）一致認為，唐棣當時是‘拆白黨’，是無恥的流氓行為。法院也查實了，唐棣在誘奸周璿的同時，還和上海一個姓陳的女性同居著（周偉、常晶的《周璿傳》中，有一段唐棣的自我辯護，提到了這個女子：‘我是和陳德珍一起生活過。1945年我和她認識時，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當時，我在上海美專任教，單身，她給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照顧，我很感激她，也幫助她料理家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同居了。’）。所以，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的。”
當時，政府考慮到周璿在海內外的巨大影響，對於唐棣采取了息事寧人的處理方法。
1979年，唐棣在勞改農場被摘去“右派”帽子，接獲撤銷曆史問題的判決。但他的詐騙、誘奸周璿和奸汙常熟中學女生（此說可查閱79滬高刑申字第1682號、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關於唐棣利用教師身份，奸汙女學生一節，經查屬實。”）這兩項罪名，卻至今仍記錄在刑偵部門的刑事檔案之中。
其實，我們考查那個時代風光旖旎的一線女明星們，說到她們的愛情與生活，有許多人都被困在一種“紅顏薄命”的緊箍咒中。她們的歌，她們的舞，她們的媚，她們的美，在匆匆而繁華的人生中，雖美麗了上海；她們自己的個人命運，卻逃不出“三日不舞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城”的寂寥結局。
周璿在經曆了朱懷德、唐棣那樣兩個潦草的男子之後，曾經在日記本上無限惆悵地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把人家的過錯來懲罰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所以，對於本文中周璿的四段情愛之路，我們這些後來者，雖然可以真切地感覺到周璿當時的惻惻輕愁、淡淡情思，以及靜靜的淚痕，但是，我們真的隻能是欲語還休。有人說，周璿的愛情悲劇，應該歸咎於那個紛擾的時代，或者又應該歸咎於人心世道的險峻。可是，這世界上一切流淚的女子，都是那些追求唯美的女子。唯癡情的女子受傷。與周璿同時，有阮玲玉、英茵等人；周璿的身後，也有林黛、鄧麗君、翁美玲、陳寶蓮、梅豔芳等一大批的後來者。水銀燈下的生活雖然風姿韻秀，她們卻無一例外地為情所傷，過早凋零。
或許，太過美麗的東西，總是難以持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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