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曾國藩是如何教子的呢？從嶽麓書社出版的《曾國藩教子書》中似可窺見一斑。
一曰讀書要立誌。曾國藩在同治元年給其長子紀澤信中道：“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誌。古稱金丹換骨，餘謂立誌即丹也。”曾國藩對其子讀書求學督導甚嚴。這本書中選收的每封書信，都有一段是專門談讀書情況的。
二曰做事須有恒。曾國藩說：“人生唯有恒是第一美德。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又言道：“故望爾等少壯時，即從有恒二字痛下功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恒也。”
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在教子方麵不是一味督責，而是循循善誘，視身教重於言教，與子女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研究，讓孩子做到口服心服。即使對封建社會視之為敲門磚的科舉考試，曾國藩也看得很開，鹹豐八年他在給長子紀澤信中道：“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這種對科舉考試的達觀態度在封建時代政治家中也是鮮見的。
曾國藩言道：“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餘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這個思想滲透在這本教子書字裏行間，也可以看作是其教育子女的指導思想。
3.讀《女作家影記》
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套十分精致，裝幀考究的書，淡黃色的封套，典雅的紙張，配上每位作家親筆簽名的藏書卡，透著濃濃的書香和高雅的品位——這就是鐵凝主編的《女作家影記》。
演員可以出寫真集，模特可以出寫真集，作家能不能出寫真集？當然可以。作家在寫真集中展示的是她們獨特的感情和生活，鐵凝主編的這套寫真集可以說是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嚐試。
攝影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當它們累積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成了凝固的曆史。在這部影記中，讀者可以“看到能呈現某種曆史的呼吸的圖片”，幾乎每幅照片後麵都有一段動人的故事。1958年，葉文玲因哥哥被錯劃右派而失學，無奈之中她到杭州找到了十年未見的姐姐，於是有了姐妹合影。在這張照片旁作家寫到：“我的花襖和圍巾是借大姐的，大姐的‘行頭’是借同事的。”當年的困窘已躍然紙上。在舒婷的影記中有一張媽媽和她們兄妹的合影，那是“給在山區挖煤的‘右派’父親寄一張照片，媽媽要我們快活點，我遂半咬嘴唇做哭笑不得狀。”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定格在我們麵前的是痛楚和辛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知識分子的境況有了根本改觀。在作家們的影記裏，我們看到了葉文玲與平反了的哥哥分別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後在北京的合影，看到了成為作家的舒婷歡快的身影，讓人強烈感受到新的時代為作家帶來了新的生活。
生活是作家創作的源泉。當我們閱讀作家的作品時，常常為他們創造的故事和人物所感染，同時也常常帶來一個問題，作品裏描述的生活作家都親身經曆過嗎？這部《女作家影記》第一次以寫真的形式向我們開啟了女作家的生活之門，讓我們看到了濃縮在生活征途上的那個獨特的作家自己。張抗抗1966年當紅衛兵時大串連到北京，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女孩子頭戴軍帽、腰紮皮帶、手持紅語錄在天安門前的留影，而且被作家稱為當年“頂頂緊要的事”。無獨有偶，在舒婷的影記中，我們也看到十五歲的舒婷大串連時以相同姿勢在天安門前的留影。艱難困苦，玉汝玉成。幾乎每一位作家都走過了艱難曲折的不平凡的道路，生活在影記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這裏有鐵凝下鄉時和夥伴們在棉花地裏的合影，有張抗抗打著綁腿在林海雪原之間小歇的照片，有舒婷第一次下工廠勞動和夥伴的照片，那上麵“戰鬥在一起”的題詞更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通過這些照片，我們對作家和對作家所走過的生活道路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從而對她們的作品有了更深切的觀照。在影記中，有的照片相當個性化，像池莉品酒的照片，可以稱為精品，恰是她率直性格的寫真，而作家自己寫的照片說明也堪稱一絕：“酒是一個好東西。酒真的是一個好東西。過去有很長時間我沒有體會出來，後來不知道怎麼就明白了。一旦明白，我再也離不開酒。”
親情是這部影記最能打動人的地方。宗璞手持湯勺喂父親飯的照片，讓每一個人都會產生由衷的敬意。愛踮腳跟的妹妹與鐵凝親昵的合影，滲透著一股濃濃的手足之情。在遲子建的影記中有一張“父親在校運動會開幕式上講話”的照片。遲子建加了一段說明相當精彩：“每逢父親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我就覺得格外滑稽，想起他在家中的種種劣跡，諸如不愛洗腳，諸如喝多了酒漫天胡吹，便覺得他當校長是個過錯。隻有年長之後我才明白，父親是最優秀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致力於辦學，對官場拉幫結夥的作風格外反感……”父女親情撥動了每位讀者的心弦。作為繼母，方方為兒子特意選了一張照片，並帶著深情的母愛寫到：“兒子毛頭，他現在已經是個大男孩了，個子比我高出半頭。在我跟他一起上街買東西時，都是他用自行車帶我，這使我感到特別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