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政治角逐、戰爭冒險，最大的錯誤不過是失敗。亡國之君，夏桀殷紂，釘上曆史恥辱柱；開國英主，商湯周武，百代以下備受欽仰。秦始皇創建帝國不料二世而亡，焚書坑儒、長城築怨，被口誅筆伐至今；清兵入關，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碧血未幹墓草未覆，億萬民眾已在山呼康熙皇帝萬歲萬萬歲。道德評判或曆史裁決，其嚴肅性和權威性又在哪兒呢？
然而，經曆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苦難磨煉的全球民眾到底日漸進步、日漸明智起來。人們不要弱肉強食，否決優勝劣汰，公理和正義的旗幟迎風飄揚，和平與進步的號角響徹環球。舉其大者，凶悍的伊拉克鯨吞科威特之強盜行徑便受到武裝幹涉，仿佛吞噬了小鳥的毒蛇在皮鞭抽擊下不得不吐出腹中美味。小事一樁，則有印第安人門楚女士呼號奔走多年，申雪家人民族被迫害的冤仇，竟爾獲得諾貝爾和平大獎。即使是曾造成中世紀黑暗的羅馬教廷，數百年之後也能洗心革麵，勇於代前人受過，重翻曆史舊案，為伽利略恢複名譽。
曆史早已逝者如斯夫。重新評判旨在當今。在人類文明的途程中進化了的新世紀主人樂於塑造自己的嶄新形象。而中國曆史悠久漫長，與之相伴生的文學史學典籍汗牛充棟，我們的曆史研究和文學史撰著麵目如何？學富五車的高級教授，堂而皇之的高頭講章，有什麼新鮮貨色拿來上市？如果中華民族的曆史之悠久不輸於世界上任何民族的話，那麼作為悠久曆史滋養至今的當代國人乃至國人中專司文史研究的學者通人，有沒有無愧曆史的研究？有沒有自立於當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學術境界和文化眼光？有沒有超越前人的見識？有沒有啟範後學的建樹？
先是在1984年春，我考入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讀書深造，既而又於1986年秋轉插北大中文係作家班。表麵的原因，似乎為著求取文憑，而文憑對賣文為生的作家不值一張手紙錢；內心之向往，則在於開一回眼界，長一截見識。魯迅文學院教書原非其所長，延請許多教授來作講座式的教學，難有什麼係統。讀書聽課，難免充耳皆是老生常談。嚼了數十年的老棉花套子翻出一套又一套，這也罷了。及至進了北大作家班，心中自然存了許多敬畏、懷了不少向往。雖然過了讀書的年齡，但也抱定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態度，聽若幹高論在耳中，也不枉胡子拉碴榮幸地作一回北大學子。
且說課程中安排了唐代文學，有著名教授袁行霈先生講授。先生風度嫻雅，才華過人，聲腔渾厚，板書漂亮，全體女學生以及大部分男學生都愛聽先生的課。包括先生的為人品格，大家無不欽佩；包括我們畢業時袁先生向大家贈言“唯俗不可醫”，同學們無不謹記在心。然而，也許是天性愛挑毛病吧，聽過了幾堂課，我卻漸漸有些失望了。堂堂北大，著名教授，前有建校數十年學術自由之風氣熏染，後有思想解放運動以來種種新思潮之推動，學術體係之陳舊、立論綱鑒之因循，達到超乎想象的地步！
講元稹的《會真記》，作為唐宋傳奇中如許瑰麗的篇章，格外強調男主角張君瑞的始亂終棄；講杜甫的著名詩篇，則突出分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等連小學生都聽膩了的個別句子，不厭其煩重複階級壓迫、貧富懸殊的陳詞濫調。餘生也晚，不可能有機會聆聽世紀初薈萃北大的大學者們的教誨，不知那時的文學史是如何樣子的一個體係。而麵對豐厚的文學遺產，一味尋章摘句以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注腳，這樣的說教我卻是從讀小學就聽得膩膩的夠夠的了。
拋妻別子，進京趕考，原來還是這一套！能不令人失望、灰心、懊惱、氣悶、三屍暴跳、七竅生煙嗎？
中國古來並無文學史之類課程，正如從不曾有邏輯學、修辭學、敘述學，讀書人是在讀範文中學會了作文，在通讀古來文學作品的基礎上把握了文學史。西學東漸，專設課程文學史，洋為中用，或無不可。從此方便了教授們著書立說、評職稱、得學位，也方便了學生們鸚鵡學舌、照本宣科、應付考試、求取文憑。
教授們果真開山立宗，自成一派，文學史研究領域也算不無建樹。生搬一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所謂革命學說體係，武斷地以此體係去肢解割裂完整的曆史，省事固是省事，安妥也算安妥，從實際出發再得出結論的唯一正確研究方法便也本末倒置。農民起義失敗，就說是曆史之局限；農民起義成功，則說是被地主階級竊奪了勝利果實；如此信口雌黃，哪裏還有半點研究的學術性、哪裏又有一絲治學的嚴肅性！
漢人而唐人，大漢風範、盛唐氣象，這些常說的話是怎麼來的？漢也唐也，那是華夏民族曆史上最輝煌、最富朝氣的朝代。絲綢之路打通歐亞，中央帝國的勢力影響遠達蔥嶺以西，驅逐匈奴，統領西域，文治武功，直達巔峰。無盛唐氣象，必無唐詩之極大繁榮；漢賦唐詩博大雄渾，也必然地反映了當年盛極一時的社會主導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