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批判的武器到底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針砭時弊療救社會的文學究竟有無它所希望的那樣功能，令人懷疑。漫長的一個世紀中華民族顛躓前行，我們的國民人格主體建造有多大實質性的進展？比起世紀初的學者文人，在世紀末的今天，我們的大師巨匠安在？
於是，我們不得不寄希望於中國社會結構或曰體製方麵的實質性改革。在那樣的改革中，包括學者文人在內的國人也許才有可能自覺或被迫地改變自身，庶幾建成傲然特立的東方人格主體。
對浮躁淺薄的眼下文壇，對在官本位製約下的文壇，我們難有什麼希望。
謝絕聖人楷模
近來，討論關於紅衛兵的話題似已不再犯忌。紅衛兵也不再僅僅被泛化為某種符號，僅僅作政策化界定了。紅衛兵，產生於“文化革命”十年動亂之初。民族浩劫，災難深重，不堪回首。於是，有些人不免格外懷念“文革”前的所謂十七年（1949-1966）。甚至將之描述幻化為一座桃花源，懷念追思成一個君子國。
曆史被人為割裂，如一塊塊兒童積木。
無可否認，十年係從十七年發展而來。紅衛兵也不是天降妖邪、空投敵特，恰恰正是某些懷舊者念念在心的十七年教育出來的青少年。桃花源主人、君子國公民，不知對此作何感想？
“文革”初期，我也是紅衛兵。而在“文革”前，我在讀書的中學裏是三好學生、優秀團員、班級團支部書記、全校學毛著積極分子。從三好學生獲獎狀，到參加紅衛兵戴臂章，自然而然，順理成章。沒有什麼人突然給我抽筋換骨，我自己也沒學得特異功能搖身一變。舉若幹特例來說明什麼是缺乏說服力的，而我的經曆卻絕非個例。
所以現身說法，我隻是想提出這樣一點疑問：我們十七年一以貫之的、直至現在仍堅持不懈的對青少年進行的道德教育，其觀念與方法、其動機與效果，是否有值得研討之處、是否有應當反省之處呢？
以我個人青少年時代的親身感受而言，我是領受過太多的教育和再教育的了。這些教育，重溫一回，除了原則性的說教和居高臨下的態度，還有相當突出的一點：就是不斷地宣傳樹立一些典型或楷模來要求大家學習效法。這拿手的一點，這以不變應萬變的一點，這津津樂道的一點，這不斷總結經驗統計表報反複使用的一點，到底怎麼樣呢？
試問當年紅衛兵，或者當年紅衛兵如今捫心來自問，那時誰不都在響應號召聽從宣傳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學解放軍啊！雷鋒做好事不留姓名，又將好事樁樁件件寫上日記，這且不去評說。單單讀毛澤東的雄文四卷甚至隻讀一本語錄紅寶書，然後實用主義地甚至是庸俗化地“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而不是如列寧所說要用全人類的優秀文化來充實武裝頭腦，行不行？起碼，我覺得在中學時代，我和我的同學們是很雷鋒的。不僅僅幫老大爺推車，不僅僅攙老大娘走路，不僅僅會背誦老三篇，不僅僅曾通讀毛四卷，而且真正做到“毛主席指示我照辦”，而且果然“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文化革命”運動初起，大家要保衛“我們心中最紅最紅最最紅的紅太陽”，立即箍了紅臂章就去運動。這到底是為什麼？
是我們錯了，還是誰錯了？是我們保衛誰錯了，還是誰要我們保衛錯了？
這樣設問，也許是抬杠，也許在將軍，或者犯忌，或者不合時宜。幾年前我公開發表類似言論時，曾招來許多的責難與非議。責難非議雖多，卻並沒有消解我的久蓄於心的疑問與困惑。責難非議固然也不免氣勢洶洶，但並未曾懾服我放棄思想的權利。
記得早在1973年，我學習創作之初，給某報社投稿，我曾在報社編輯部發過疑問請教老師：“抓革命，促生產”，美國日本經濟發達生產先進，他們是抓什麼來促生產的呢？老師們就都啞然。有的埋頭閱稿，心不在焉則聽而不聞；有的岔開話題談論天氣，顧左右而言其他。我的疑問與我都被扔在地腳當央，尷尬無趣。在“文革”中的1973年，那樣的疑問確實不宜在那樣的場合公然提出；莽撞提問確實也沒有哪位老師先生敢接話茬兒。當時我二十六歲，這樣的疑問有許多。或者能夠說明我已經告別了幼稚盲從的年齡段，艱難步入思索懷疑的時代了吧。我相信，開始思索懷疑的同代人一定還有很多，大家已經在各自進行著痛苦的反思和艱難的求索。
早些年，宣傳過一個女大學生嫁給農民的事跡。她也許愛他，他們生活得也許幸福，但這樣的宣傳不知用意何在？女大學生不嫁農民是否覺悟就偏低？或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就指望這樣斬高就低的辦法來消除？基於平均主義、小農幻想的大鍋飯我們還沒吃夠嗎？也許，那位女大學生是迫於某種處境，不得不作此選擇；而既是自己的選擇，便是苦果也隻好吞食了。拿她的痛苦來宣傳張揚，甚至赫然樹起一座輿論的牌坊，於心何忍！
後些年，又宣傳某某兒媳侍奉癱瘓婆婆數十年的事跡。老人問題，孤寡殘疾問題，實在是屬於社會的問題，宜於全社會來關注解決，有待社會的福利化水準的提高。社會欠發達而無法承擔解決的問題盡數壓在個人或家庭的頭上，那是很不幸很殘酷的。那位婆婆恰好有那樣一位兒媳，那是她的幸運。而那位兒媳也真不容易，其獻身精神令人欽佩。犧牲個體維護道義是我們的古老傳統，走到極端就存天理而滅人欲了。我們曾經為解放那位兒媳作過任何努力嗎？況且，更多的鰥寡殘疾身邊不幸沒有那樣的“兒媳”，他們又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