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清醒地認識形勢，或者無奈地接受現實，上級反正是要安插幹部的，有些官員反正是要謀求升遷提拔的；有什麼人來作家協會享受級別待遇，要坐車子、要分房子，不是老百姓管得了的。那麼，一次換屆會，耗資巨萬、勞民傷財，終於換了一個主席團，新組建的主席團難道就不能發揮一點領導作用了嗎？
我奢望新一屆主席團能夠在黨組的領導之下，發揮正常的作用；我幻想自己在主席團裏，能夠在其位而某其政。
觀察其他幾位一道入選的哥們兒，個個磨拳擦掌，心雄萬丈的樣子。
但山西省作家協會，自1998年換屆之日起，就變成了一切權力歸黨組。從方針政策指導到全年工作安排，從人事調動到財務監管，一概由黨組負責。主席團基本上形同虛設。
我的巴望工作、渴盼奉獻的念頭，幾乎從那念頭產生之初就是天真可笑、不合時宜的。
三
山西省作協駐會作家，在文學圈內比較知名的成一、韓石山、李銳、鍾道新等，本次換屆都新當選為作協副主席。應該承認，這不屬於什麼人的恩賜，這是知名作家的人望所至。大家不僅堅持創作，而且多數擔任過刊物主編、副主編，熟悉刊物情況、與地市作家聯係密切，對本省創作隊伍構成心中有底，對全國文學發展態勢了然於胸。大家駐會多年，熟知作協機關內部人事關係，利於協調。
新一屆主席團，應該能夠發揮更多更好的作用。山西省作協的工作，應該能夠開一點新生麵，有一點新舉措。
包括筆者本人，濡染文學創作多年，擔任刊物編輯多年，自認為積累了相當的文學工作經驗。十年蹉跎，機關工作存在哪些症結？進入新世紀，作為一個曾經的“文學大省”，爭取更上層樓，新的突破口在哪裏？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條件下，我們如何進行一番適切環境變化的機構改革？我都形成了自認為完備的思考。
然而，隻有“錐處囊中”，才可能“脫穎而出”。年富力強的主席團成員們，幾乎都像涸澤之魚一樣被扔在幹岸上，還能有什麼作為呢？
黨組絕對負責製之下的主席團，具體幹什麼工作？主要是兩件。一件，每年省作協發展會員，主席副主席們被通知到會，和黨組成員共同聽聽各地市文聯、文協報來的申請入會者名單，大家通過一下。再一件，每年召開一次理事會，副主席們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坐場一番。有的，被布置念一段什麼打印好的話；有的，始終人樁子似的泥雕木塑坐場。熟人朋友見麵，或者發聲一笑，“今日天氣哈哈哈”，意味深長；或者無聲點頭，握一握手，知道了對方肥瘠，盡在不言。
理事會也就結束散會。
四
主席團隻是作為擺設，一切權力歸黨組。在這樣的既成事實麵前，我還不曾歇心、死心。
也許，我們不應該等待黨組給我們分配工作，而應該主動請戰、自告奮勇。
我們是革命的“螺絲釘”，要擰在哪裏就在哪裏發光，我們沒有被擰在工作的機器上，也許是管機器的一時疏忽，我們何不主動跳出來，積極要求擰上機器？
我這樣設想：除了享受級別待遇的書記副書記之外，主席團的成員、黨員副主席，是否可以有那麼一兩人進入黨組呢？比如成一、韓石山，是入黨多年的黨員作家，文名不小、人望甚高，他們進入黨組，不享受任何級別待遇，不影響任何人的官階地位，隻是參與一些黨組工作，行不行？如此，熟悉刊物、了解創作的人可以部分介入作家協會的“權力中心”，主席團的作用可以得到部分體現。
我以為，對副主席們而言，個人可以找到一點存在，不至於總是“屍位素餐”；對作協整體工作，也一定有好處。內行參與領導，比全然外行執政，要好一些；有限度的“分權”，比“集權”，也要好一些。
這是不是“向黨要權”？是不是心懷不軌要削弱黨的領導？是不是屬於什麼狼子野心？時髦一點說，是不是反對“三個代表”？“文化革命”畢竟已經過去。
這樣的“帽子”、“棍子”，已經沒有多少威懾力。所以，盡管有些擔心，擔心被誤解、擔心遭非議、擔心被評價為“不識時務”，我還是明確表達了我的意見。
我覺得，我的行為出以公心，堂堂正正。不滿現狀，不是消極牢騷，而是積極推進；希望變化，不是靠天下雨，而是投入行動；熱心進言，不是越俎代庖，而是在其位而某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