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米勒之間的爭論
“文學終結”近幾年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從《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發表了美國知名學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還會存在嗎？》以後，這種討論就開始了。米勒先生在這篇不長的文章中說：
新的電信時代無可挽回地成為了多媒體的綜合應用。男人、女人和孩子個人的、排他的“一書在手，渾然忘憂”的讀書行為，讓位於“環視”和“環繞音響”這些現代化視聽設備，而後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現在也不是非現在、既不是具體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這兒也不在那兒、不死不活的東西衝擊著眼膜和耳鼓。這些幽靈一樣的東西擁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擾那些手持遙控器開啟這些設備的人們的心理、感受和想象，並且還可以把他們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們所喜歡的樣子。因為許多這樣的幽靈都是極端的暴力形象，它們出現在今天的電影和電視的屏幕上，就如同舊日裏潛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恐懼現在被公開展示出來了，不管這樣做是好是壞，我們可以跟它們麵對麵、看到、聽到它們，而不僅是在書頁上讀到。我想，這正是德裏達所謂的新的電信時代正在導致精神分析的終結。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米勒相信：這些電信時代的電子傳播媒介的“幽靈”，“將會導致感知經驗變異的全新的人類感受”，並認為“正是這些變異將會造成全新的網絡人類，他們遠離甚至拒絕文學、精神分析、哲學和情書”，從而導致文學的終結。文學終結了，“那麼，文學研究又會怎樣呢？文學研究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政治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那樣做不合時宜。”
中國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學者對於米勒的關於文學的終結論深信不疑，以至於產生一種恐慌，有人相信文學在電子圖像時代必然終結，而文學研究的合法性也受到根本的威脅，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有的學者就提出，文藝學的邊界如果不越界不擴容，文藝學豈不要自取滅亡嗎？趁現在的“文學性”還在那裏“蔓延”，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規劃、購物中心、街心花園、超級市場、流行歌曲、廣告、時裝、環境設計、居室裝修、健身房、咖啡廳中蔓延，趕快抓住這些“文學性”——電信的海嘯中的稻草，苟延殘喘，實現所謂的“文化轉向”，去研究城市規劃、購物中心、街心花園、超級市場、流行歌曲、廣告、時裝、環境設計、居室裝修、健身房、咖啡廳吧！文學已經在電信王國的海嘯中頻臨滅亡了。
米勒先生篤信德裏達的解構主義，他的文學和文學研究終結論，並不是他自己的獨創，也是從德裏達那裏販賣來的。雅克·德裏達在《明信片》一書中說：在這個電信技術時代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複存在。”“電信時代的變化不僅僅是改變，而且會確定無疑地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的終結。”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我讀了米勒先生的文章，很不以為然。我當時讀完他的論文的感覺是，也許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但過分誇大了電子圖像的影響，文學的終結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2001年8月我們北師大文藝學研究中心召開了題為“全球化語境中文化、文學與人”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米勒也應邀來參加我們的這次會議。在會上我作了題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與米勒先生對話》的發言。米勒就坐在我的麵前靜靜地聽了我的發言，在他的答辯中並沒有跟我辯論，他認為我的看法也許是有道理的。佛克馬則完全讚同我的意見，認為文學終結論是一個奇怪的問題。米勒自己在這次會上作了題為《全球區域化的文學研究》的發言，他的主要論點是文學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他認為來自一個地域文化的文學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處於另一個地域文化的人們所接受呢？這裏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他不但沒有否定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存在，而是在探討處於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文學如何實現相互理解的問題。他似乎把他發表在中國的那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忘記了。順便說一句，2004年米勒又一次來中國，他在接受《文藝報》編審周玉寧的采訪時說，文學是安全的。意思是文學不會終結。米勒改口了，可是他的文學終結論的中國支持者拒絕改口。這就是我還要來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我在那次國際會議上的文章發表後，被好幾個刊物一再轉載。在那篇文章裏，我一方麵承認電信媒體的迅猛發展必然會引起文學的變化，我說：“的確，舊的印刷技術和新的媒體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影響人類生活麵貌的力量，舊的印刷術促進了文學哲學的發展，而新的媒體的發展則可能改變文學、哲學的存在方式。”童慶炳：《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載《社會科學輯刊》，2002（1）。另一方麵，我認為無論媒體如何變化，文學是不會消亡的，我提出：“文學和文學批評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是存在於媒體的變化，還是人類情感表現的需要？如果我們把文學界定為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的話，那麼我認為，文學現在存在和將來存在的理由在後者，而不在前者。誠然，文學是永遠變化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沒有固定不變的文學。但文學變化的根據主要還在於——人類的情感生活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主要不決定於媒體的變化。”同時我認為米勒的“文學終結”論很難說服人。後來的發展是，我的文章遭到一些為米勒的“文學終結”論所傾倒的學者的嘲諷，說我提出的觀點根本不在米勒的層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層次低，米勒的層次高。反正你同意米勒的看法層次就高，你不同意米勒的看法層次就低。在這個迷信美國學術霸權的時代，事情就是這樣。
“文學邊緣化”不等於“文學終結”
米勒和他的支持者的意見長篇大論，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但他們的觀念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是認為現在的社會已經處於電子高科技時代，在文化領域，圖像的霸權已經勢不可擋，視覺圖像統治一切、覆蓋一切、吸引一切，哪裏還會有文學這種非圖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文學該到消亡的時候了。（順便說一句，這些人是由文學的乳汁喂養長大成人的，為何現在那麼急切地希望文學消亡？這豈非咄咄怪事嗎？）
更有的論者把目前文學的邊緣化與文學終結論混為一談，認為邊緣化就是文學的終結或者是文學終結的預兆。其實，關於文學邊緣化問題，多年前我就反複說過，文學的確已經邊緣化，並且這種“邊緣化”與中國20世紀的50、60、70、80年代相比，恰好是一種常態，那種把文學看成“時代的風雨表”，看成“專政的工具”，把文學放到社會的中心的時代是一種“異態”。把文學政治化，把文學放在社會的中心，究竟給文學帶來了什麼呢？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應該都還記得，那時候，幾部“革命樣板戲”處於統治一切的地位，其他的文學都被說成是“封資修黑貨”，8億人隻能看8個樣板戲，這就是文學“中心化”的結果。這種情況發展到後來，連毛澤東也受不了，1975年毛澤東對鄧小平說，現在大家“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174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文學中心化的結果是沒有文學，這難道是正常的嗎？這難道不是文學“中心”化的悲劇嗎？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創作動不動就引起“轟動效應”的盛況，也是一種“異態”。那是因為由於思想解放運動，人們的思想感情空前活躍，文學更多作為一種思想解放的產物而存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陰影並沒有散去，這還是反常的，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果然，到了80年代中後期，文學就失去了“轟動效應”，也即逐漸“邊緣化”，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常態，當時我就說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為什麼要把文學“邊緣化”理解為文學的終結呢？其實文學“邊緣化”才是文學發展的常態。一個社會的常態應該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隻有經濟目標和經濟的實踐真正成為中心的時候，人們才能滿足人的吃喝住穿這第一位的物質需要，這個社會的運轉才處於常態。當然，我並不是認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以經濟文明為中心，同時配合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的發展才是可行的。不難看出，文學的邊緣化與文學的終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它們混淆起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