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咀嚼著草香，
頸下的鈴鐺
搖得黃昏響
香氣如何能被牛咀嚼？黃昏又怎麼會響？我們從這裏立刻會感受到那詩意。但這詩意來自何方？來自內視形象和內在感覺。這種內在的形象和感覺，看不見，摸不著，隻能體會和感悟，這些東西如何能變成圖像呢？或者在圖像中我們怎能領悟這種詩意呢？不但詩歌的內視形象很難變成圖像，就是在散文作品中，盡管可能有外視點的形象，可能改編為某種圖像，然而散文作品仍然要有詩意。列夫·托爾斯泰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但他不認為寫小說就隻需描寫圖畫，就可以不要詩意。他在談到《戰爭與和平》的創作時說：“寫作的主弦之一便是感受到詩意跟感受不到詩意的對照。”[俄]列夫·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論創作》，161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還有，圖像（電影、電視劇等）對於被改編文學名著猶如一種過濾器，總把其中無法言傳的無法圖解的最可寶貴的文學氣氛、情調、聲律、色澤過濾掉，把最細微最值得讓我們流連忘返的東西過濾掉，在多數情況下所留下的隻是一個粗疏的故事而已。可是，氛圍、情調、聲律、色澤對於文學是最重要的，氛圍、情調、聲律、色澤所構成的意象幾乎等於文學的全部。一篇短篇小說能夠寫出一種氛圍、情調來，不就是上乘之作嗎？我們已經拍了電影《紅樓夢》，隨後又拍了電視劇《紅樓夢》，據傳還要以人物為單元拍攝電視劇《紅樓夢》，但對於真正領會到小說《紅樓夢》意味的讀者，看了這些“圖像”《紅樓夢》，不是都有上當之感嗎？我們寧願珍藏自己對於小說《紅樓夢》那種永恒的鮮活的理解和領悟，寧願珍視《紅樓夢》的文學獨特場域，也不願把它定格於某個演員麵孔、身段、言辭、動作和畫麵上麵。也許有人會說，你所講的都是古典作品，要是現代的情節性比較強的作品，改變成電子圖像作品是完全可以的。可以是可以，問題在於改編者還能不能把被改編的現代作品的原汁原味保存下來。我認為這是基本不可能的，你沒有聽到嗎，多少作家指責電影或電視劇編導把他的作品韻味改編掉了。圖像就是圖像，圖像藝術的直觀是語言文字不可及的；但語言文字就是語言文字，作為語言文字藝術的文學，它的思想、意味、意境、氛圍、情調、聲律、色澤等也是圖像藝術不可及的。例如，現在有不少人說，魯迅的《野草》才是魯迅最優秀最具有哲學意味的作品，可至今還沒有任何人敢把《野草》中的篇章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為什麼？因為電子圖像無法接近《野草》所描寫、抒發的一切。
我始終認為文學和其他藝術都各有自己的獨特的“指紋”，就像我們每個人的指紋都是不同的一樣。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歡電影、電視指紋，但仍然有不少人更喜歡“文學指紋”，“文學人口”也因此總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喜歡，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那麼文學人口就永遠不會消失。而且“文學人口”還由於語文教育永遠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中小學的語文課本、大學的語文課本，絕大多數都是經過時間篩選的文質兼美的文學作品，語文教師要教這些文學作品，學生要學習這些文學作品。還有，社會上總有那麼一群熱愛文學的讀者，他們寧可不看那些或者是吵吵嚷嚷的或者是千部一腔的或者是粗糙無味的電影、電視劇，而更喜歡手捧文學書籍，消磨自己的閑暇時光。就是在年輕人中，這類人也是不少的。前幾年《中華讀書報》曾有一篇文章專門統計當前文學作品的發行量，很多文學作品印到幾十萬到上百萬部。我還讀到了《參考消息》轉載了德裏達的故鄉法國《費加羅報》網站2005年1月19日的一篇題為《法國十大暢銷小說家》的文章，作者列了2004年文學作品的銷售情況，評選出十大暢銷小說家。我這裏不想全文照抄。隻抄其中發行量最大和最小的兩位作家。“1.馬克·李維：作品銷量152.1萬冊。第一部小說《假如這是真的》2000年一經出版便引起巨大反響，作品被好萊塢看中，買走改編權，將由影業巨頭夢工廠影片公司搬上銀幕。去年3月出版的小說《下一次》是他的第四部作品，同樣在書店熱銷。李維擅長寫充滿懸疑氣氛、亦真亦幻的愛情故事，其作品充滿想象力。……10.朱麗葉·本佐尼：作品銷售42萬冊。朱麗葉1963年開始寫作，83歲高齡仍然筆耕不輟，她擅長寫曆史題材作品，會利用曆史文獻資料，以細膩溫婉的筆觸，寫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去年她出版了兩部小說《女巫的珍寶》和《豔情瑪麗》。”其他作家小說的銷售量介乎這兩人之間，有131萬的，有123.7萬的，有111.8萬的不等。可以試想一下，在一個老牌的發達國家，影視圖像絕不比中國發展得差，尚且還有如此多的文學人口，那麼在影視圖像還不那麼發達的國家，文學作品的銷量必然更大，文學人口也會更多。這就是說，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文學人口永遠不會消失。既然文學人口不會消失，那麼，文學研究就是必需的，文學和文學研究也就不會在電影、電視和網絡等媒體麵前終結。
德裏達和米勒的文學終結論，與他們主張的解構主義相關。解構主義力圖打破西方傳統的“邏格斯中心主義”，力圖衝擊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看來，他們現在也要以這種消解的態度對待文學和文學研究。然而他們遇到的困難是，他們在衝擊邏格斯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時候，還是要用邏格斯中心甚至教條主義所濡染過的概念和範疇。同樣，他們試圖消解文學和文學研究，但困難的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仍然舉文學作品做例子，仍然要用文學研究的術語說明問題。這就像魯迅諷刺過的那樣，他們站在地球上，卻要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他們離不開，他們苦惱著，但是最終仍然站在地球上麵。
對於中國學界的那些談論“文學終結”的朋友，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他們在談論文學和文學研究終結的時候，能夠不用文學做例證，也完全不用文學研究的名詞術語。然而，他們做得到嗎？
（原載《文藝爭鳴》，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