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民國的說法 第一章 1946：漢奸大審判
中華民國司法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漢奸大審判。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大審判，因為在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大規模的賣國賊接受現代法律的製裁，在之後，也不會再有這樣大規模的漢奸出現了。
漢奸當然是中國人中人性最低劣的一部分人。他們大多是把叛變作為一種性格的人，是絕對的投機分子和徹底的個人主義者。漢奸大審判通過現代媒體——報紙、電訊等把人性最惡的部分展示給國人，也把法律的實踐過程展示給國人，這在中國曆史上稱得上一次良好的法律教育，其意義不亞於一場真正的革命。
漢奸大審判以漢奸們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告終，但也留下了諸多遺憾。最大的莫過於頭號漢奸汪精衛沒有站在被告席上——他的提前死去讓他免於當眾出醜。同樣的還有特務頭子李士群等人。更多的遺憾是審判過程本身的——很多審判受情緒的感染、政府的幹預、審判官的失誤影響太多，讓法律的威嚴顯得不那麼莊重了，這當然是一個民族邁向現代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最搞笑的漢奸——褚民誼
1924年，中華民國前教育總長蔡元培接到邀請，為一部將要出版的博士論文寫序，這部博士論文題目是《兔陰期變論》，簡單點說，這是一部研究兔子生殖器官的論文。放到現在的話，這樣的論文不算什麼，但在民國時代，人們對科學到底是什麼玩意兒還沒太強的概念，一個人出國留學竟然學的是兔子的那東西，簡直笑都笑死了！蔡元培當然不這麼看，這倒不是因為論文的作者褚民誼是他的革命同誌，而是因為他是真正的現代人，懂得科學研究的價值，他很願意為之作序，因為通過這個案例，正可給國人以正確的科學觀的教育。下麵我們先看看這篇同樣驚世駭俗的文章：
褚君民誼，治組織學有年，近以研究所得，著《兔陰期變論》一篇。其中要點，已見於褚君自著之題解；而其研究之經過，則蕭君子升之跋又已詳言之。餘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則以此等問題，在我國普通人眼光，或將以“無益費工夫”視之。蓋自孔子之徒，以小道為致遠恐泥；而宋之儒者，又喜用玩物喪誌之廣義；是以學者遇一問題，倘非與彼輩所謂世道人心有直接關係者，皆將視為無探討之價值；而又經古代崇拜生殖機關之反動，對於此種機關，尤以為猥褻而不敢道。此即吾國科學不發達之一因也。（蔡元培《〈兔陰期變論〉序》）
褚民誼雖然得到了蔡元培的加持，但還是沒能挽回他“兔陰博士”的綽號。好在他生性樂觀，對此並不計較。如果褚民誼堅持研究自己的專業，以當時的國際科學水平，沒準兒還能得諾貝爾獎呢！可惜的是，褚民誼的愛好太多了，沒能把兔子生殖器研究到底。
看看褚民誼的照片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身體極其健康的人。在民國政治人物中，袁世凱等舊派人物透著那麼臃腫老邁，蔣介石、汪精衛等新人又透著陰鷙、儒弱，唯獨褚民誼看起來很是雄壯。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褚民誼是民國頭號體育迷，他本人是專業級別的太極拳大師——直到現在還有人拿他的太極拳教材來練拳，也是踢毽子大師、放風箏大師、遊泳大師……總之，能想到的體育項目沒有他不樂意玩兒的。當他當了漢奸，成了反麵人物之後，這些愛好都被當成了“不務正業”的典型。
一個狂熱的體育迷在麵對世界時經常會很天真，褚民誼正是這樣，他從一個海歸生理學博士、太極拳大師墮落成一個不槍斃不足以平民憤的漢奸，一切都源於他太天真。
如果時光倒流，褚民誼可能不會娶陳璧君的幹妹妹為妻。因為這是“賊船”上一張不能退的船票。而褚民誼娶陳璧君的幹妹妹，又是一個忠實粉絲對偶像必然會做的事情：他太崇拜汪精衛了。能當上偶像的幹連襟，簡直太美妙了。
褚民誼對汪精衛的崇拜，至死都沒有變，哪怕汪精衛已經成了徹底的反麵人物。在南京特別法庭的起訴書裏，檢察官指控他和頭號漢奸汪精衛“感情甚篤”。褚民誼一看，頓時怒了，這簡直是對他的侮辱。他生氣的原因是他認為這太小瞧他對汪精衛的感情了，所以在答辯書第一條就極力辯駁此事：
被告本人與已故汪先生不但以親戚關係為連襟，又以倡導革命為同誌。遊學法國為同學，研究學術與主義似師生，服務黨國是長官與僚屬，並極欽佩其為人克勤克儉，至於為黨、為國、為民，有勇猛精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精神更為欽仰，非僅如起訴書所稱“感情甚篤”而已。
這個答辯把這位漢奸老頭兒的天真勁兒表露無遺。別人對於汪精衛，生怕推得不幹淨，他還要聲明自己比檢察官指控的還“嚴重”。這個粉絲當得真夠鐵杆兒的。
褚民誼在取得汪精衛連襟的身份後，在政壇很快就平步青雲，混到了“民國元老”的地位，在快樂的賊船上混了一輩子。不過，褚民誼隻要不研究兔子生殖器或者打太極拳，就完全是一個昏庸無能的官僚，除了唯汪精衛馬首是瞻之外，沒有任何政治智慧可言，成了國民黨內人人嘲弄的“糊塗人”典型，這是他失敗的本因。
當汪精衛拉他下水當偽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他“義無反顧”地答應了。他一直認為自己的偶像的政治判斷一定是真理。
是的，和所有的漢奸一樣，褚民誼一直到法庭上都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但相對於其他大漢奸們，褚民誼是唯一一個敢於表露真實性情的人。在法庭上，他承認所謂的“南京政府”是一事無成，甚至自曝家醜：別看南京政府的表麵很光鮮，其實就是一個紙糊的破燈籠，這個政府幾乎沒有錢來幹任何事情，自己的“外交部”職員們，都需要白天當差，晚上拉洋車來維持生計。這個政府簡直稱得上是民國時期最搞笑的政府了。他也承認，自己在日本人麵前感到那不可忍受的屈辱，以致他這位太極拳大師要掩上門獨自流下老淚。可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褚民誼被求處死刑。這是一個他完全預料到了的結果，但是他不想死。
當底怎麼能免於一死呢？他在判決前夕拿出了自己的撒手鐧——這是他這位頭號糊塗蛋早就為自己想好的獨門退路：交出孫中山的肝髒。
孫中山不是早就去世了嗎？對。但當孫中山1925年在北京去世後，為了對遺體防腐，他的內髒被取了出來泡在了福爾馬林裏麵，這些內髒沒有和遺體一同下葬，而是留給了一位醫生做病理學研究。知道這個秘密的隻有孫中山當時的最高級幕僚汪精衛，作為汪精衛的最高級幕僚，褚民誼當然也知道。
正當中國人抗日的抗日，當漢奸的當漢奸的時候，生理學博士褚民誼對孫中山的內髒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除了他本人的專業興趣在作怪之外，更有一點就是可以把這個寶貝作為自己的護身符，必要時救自己一命。褚民誼利用自己的地位，到已經是偽“南京政府”一部分的北京去了一趟，把孫中山的肝髒秘密運到了南京中山陵裏麵“供奉”，而在日本投降前夕，他又秘密把肝髒藏了起來，作為未來邀功的資本。
事到如今，褚民誼隻好拿出這個撒手鐧了。當他把這個驚天秘密告訴軍統特務時，特務們都驚呆了。這個天下頭號糊塗蟲竟然辦出了這種超級雷人事件。在取得軍統的保證後，褚民誼交代出了孫中山肝髒的下落。這個撒手鐧是撒出去了，但沒有人被擊中。要知道，軍統可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取得肝髒的軍統高層鄭介民一把將“保護靈髒”的功勞搶在了自己身上，完全沒褚民誼什麼事兒了。褚民誼這位自詡聰明的糊塗蟲徹底地在“黑吃黑”中敗下陣來。
褚民誼必須死了。當死亡已經注定要來臨時，他反倒變得很坦然，甚至主動要求盡快把自己處決，否則浪費國家的糧食他都於心不忍，而拜托親朋故舊到蔣介石那裏求情，也讓他感到“不忍”。這時候的褚民誼終於恢複了他太極大師的精神本色。
拖著一副漂亮白胡子的褚民誼步履穩健地走向刑場。在路過陳璧君的監室時，他微微一笑，用握手的方式向自己這位大姨姐兼偶像老婆做了告別。
刑場終於到了。褚民誼也許還在盤算著到底在哪個地方行刑，但行刑警察為了減少意外，就在他行進的過程中突然照著他的後腦開了一槍。一般的犯人吃了這一槍後馬上就會一聲不吭地摔倒在地，可褚民誼可不是一般人。強健的體魄支撐著他堅持了比一般人多好幾秒的時間。在這幾秒鍾的時間裏，褚民誼先是頭朝下撲倒，然後猛地一個大翻身，滿臉是血地看著朝他開槍的警察，那意思好像是在說：“你怎麼也不說一聲！”
警察嚇壞了，這是他行刑史上最慘烈最失敗的一次。好在這位褚民誼畢竟不是神仙，在最後的怒視做完後，還是撒手人寰。偽政府的第四號漢奸伏法了，而中國也失去了一個一個體育迷，一個資格最老的太極拳傳人，一個本來可能會得諾貝爾獎的人。
陳璧君：老娘不是漢奸！
這張照片是中華民國上最溫馨的照片之一。這很像是一對慈祥的老人在悠閑地逛公園時對著年輕人的相機留下的幸福一瞬。男的是那麼帥氣、整潔，像一個事業有成的銀行家，或者滿腹經綸的大教授，能hold住任何一個大場麵。女的顯得臃腫，但絕對陽光燦爛，用天生的快樂感染著丈夫。
但是，可惜的是，這一切都不是真的。男的既不是銀行家也不是大教授——雖然他有機會成為這樣的人——而是汪精衛，中國的自古至今的頭號大漢奸，為了滿足自己對權力的渴望，他可以做任何突破道德底線的事。女的是陳璧君，她不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太，而是性情暴烈的潑婦，點火就著，一個小型的女版法西斯暴君。
誰都知道南京偽國民政府的總頭目是汪精衛，但其實後邊還有一個垂簾聽政的皇後——陳璧君。在漢奸大審判的時候，汪精衛已經死掉，人們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幕後人物陳璧君身上。陳璧君出庭的那一天，《申報》用“最高法院滿坑滿穀，爭看頭號女漢奸”的大標題來報道當時實況，可見國人對這位隱形大漢奸的興趣。
陳璧君當然不是一個一般的女人，她的膽識甚至超過那些看似強大的男人，這從當初她豁出性命和汪精衛去刺殺大清朝攝政王就可以看出來。即使淪為階下囚，她也沒有像陳公博、周佛海那樣磨磨唧唧地要求輕判，而是繼續擺她的老革命資格，大罵蔣介石。其言辭之露骨，其氣焰之囂張讓做筆錄的人都驚得大汗淋漓，以至於漢奸中唯獨她沒留下詳細的訊問筆錄。
按照《懲治漢奸條例》，陳璧君應當判處死刑。但在最高機關的授意下，法庭最終判了個無期徒刑。陳璧君知道結果後大怒：“我有赴死的決心，沒有坐牢的耐心！”她堅持認為這是深知她脾氣的蔣介石對她的迫害——對一個脾氣暴烈的人來說，殺是一種痛快解脫，關是更痛苦的折磨。但我們更相信這是蔣介石對這位比自己資格還要老的國民黨元老的最後一絲尊敬，畢竟，陳璧君曾經是那些黨國元老們最親近的戰友，留一條命也是給那些人麵子。
陳璧君堅持認為自己是政治犯，凡是政治犯總是會有出頭的那一天，在牢裏她天天盼著那一天，可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她陰差陽錯地錯過了。
國民政府覆滅前夕，在監獄中的漢奸們成了國民黨的拖累。代總統李宗仁一聲令下，判有期徒刑的漢奸一律釋放，無期徒刑的擇機轉移到台灣服刑。因為戰爭，漢奸們撿了個大便宜。可是戰局發展太快，國民黨大員自己逃還來不及，哪顧得上那些老漢奸們呢？所以很快就宣布判無期徒刑的也可以釋放。陳璧君作為最大的無期徒刑罪犯本來可以這樣出獄，但要怪就怪國民黨太笨，還沒等監獄長執行命令，共產黨的大軍就已經接收了陳璧君所在的蘇州監獄。在這種情況下，頭號女漢奸陳璧君當然還得接著服刑。
陳璧君有她自己的政治判斷，她深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那一套邏輯，她自認是蔣介石的敵人，而蔣介石是共產黨的敵人，這樣一來她不是成了共產黨的朋友了嗎？她感到自己的春天就要來了。
陳璧君當然打錯了算盤。“漢奸”是所有中國人的敵人，不隻是蔣介石。共產黨甚至沒有重審她這個案子，讓她繼續執行原來判決的刑期。不過，形勢有所不同的是，共產黨這邊也有她當年的戰友，這些戰友比蔣介石更具有憐憫之心。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與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宋慶齡與何香凝找到毛澤東、周恩來，特意為陳璧君說情，請求特赦陳璧君。據說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請求，但總要有一個條件：讓陳璧君悔罪，承認當年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宋慶齡和何香凝深知陳璧君的性格，即使這樣一個小小的悔罪聲明，陳璧君也必然不會寫。可是，作為朋友，她們還是要做到仁至義盡，於是，宋慶齡與何香凝經過一番斟酌，連夜由前者執筆，給陳璧君寫了一封辭情懇切的信：（出自程舒偉《墮落政客的婚姻悲歌》）
陳璧君先生大鑒：
我們曾經在國父孫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強能幹的女性，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過去，因為我們與蔣先生領導的政權勢不兩立，不可能為你進言。現在，時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隻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馬上恢複你的自由。我們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難於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懇望你接受我們的意見，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慶齡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暢敘離別之情。
謹此
敬頌大安。
慶齡（執筆）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於北京
作為新的國家領導人，宋慶齡和何香凝出麵保一個大漢奸出獄，未免擔著幾分政治風險，但朋友總是朋友，她們一定要這樣做。
陳璧君很快收到了這封信。像宋慶齡想到的那樣，她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小小的條件，她剛烈了一輩子，寧願在牢裏當自己那一套政治邏輯的烈士，也不願低頭認錯：
共黨要我悔過，無非還是持蔣政權的老觀點，認為我是漢奸。汪先生和我都沒有賣國，真正的賣國賊是蔣介石。這不用我曆數事實，二位女士心中有數，共黨心中有數。正由於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願意在監獄裏送走我的最後歲月。衷心感謝你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到了這個地步，宋慶齡等也隻好由她去了，讓這位老戰友“求仁得仁”，雖然她的“仁”看起來那麼可笑。
陳璧君在共產黨的牢裏又待了十年，她在1959年去世，這十年中她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醫院裏度過的，作為一個患有多種老年疾病的老人，她享受到了高級的醫療待遇，甚至超過了普通公民的待遇，這讓陳璧君這塊頑石終於稍稍低下了她高傲的頭，可惜也隻是“稍稍”，她至死也沒有承認“漢奸”這個頭銜。
陳公博與周佛海：叛變是一種性格
一個人能當上漢奸不是偶然的。對很多漢奸來說，叛變是一種性格，是根植在內心的一個基因。在汪精衛偽政府中，大漢奸們往往早已不是第一次叛變了。最著名的叛變愛好者當然是這個政權的二號人物陳公博和三號人物周佛海。
陳公博和周佛海是一對兒絕佳搭檔，連叛變都是步調一致：
第一次叛變：背叛共產黨
1921年7月23日，廣東人、北大畢業生陳公博和留日學生周佛海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後來當上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董必武相比，陳公博和周佛海的學曆高多了，他們也有很強的論述能力。周佛海在會後還被任命為黨的代理書記，被代理者就是陳獨秀。因為後來的叛變，周佛海的這一代理職務沒有被承認過，但這畢竟是事實。因此，周佛海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在共產黨、國民黨、汪精衛政府中都擔任過高級職務的人，雖然這並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
陳公博和周佛海參加中共一大的時候不過是衣食無憂的大學生而已，他們參會的心態純粹是一種暑期夏令營性質，他們眼中的大會就像現代的一幫網友為著某一新鮮話題搞的線下聚會。等到真開起會來的時候，他們有些傻眼了。那些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網友”們可不是來玩兒的，他們商量的事情是為了推翻舊製度而隨時準本付出血的代價，是玩兒真的。而且，共產黨這時雖然隻有幾十個人，但要堅持嚴明的紀律。這一切對陳公博和周佛海來說都太可怕了，作為少爺出身的大學生，他們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所以，就在開會的時候他倆就已經打算退出了，而當最後一次會議前，會場被法租界巡捕非常可疑地幹擾之後，兩人更明白了這真不是好玩兒的，於是連最後一次在南湖遊船上的會都沒開就遛了。
當毛澤東、張國燾等人分頭去革命的時候，陳公博和周佛海又留學去了。陳公博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周佛海去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他們倆本來就是玩兒票，在革命的血點開始濺在共產黨人身上時，他們以旋風般地速度退黨了。二人政治意誌的薄弱第一次展露在世人眼前。不過，當時的共產黨畢竟還是小黨，他倆也隻是兩個不起眼兒的學生，沒人對這段可恥的曆史太過注意。
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人和共產黨的最後一絲緣分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市市長陳毅為了確認中共一大的具體地點，讓周佛海的妻子出麵指認，這時，陳公博和周佛海都早死多時了。後來的中共黨史研究者為了確認一大的具體日期，查閱了周佛海的回憶錄，裏麵一個巧合給了人們啟發：
接著上海同誌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 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麵，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隻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夥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林和吳庭斯基(維經斯基)也出席。開到第四晚時，究竟是馬林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要換個地方。我們在此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隻有一晚上，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進行的步驟，糊糊塗塗也就睡著了。大約十二時左右，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探頭探腦進房來，輕輕地問我道：“這裏沒有發生問題嗎？”我駭了一驚，問他，才知道是出了事。